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先导，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问题成为最具时代魅力和理论潜能的前沿领域，进而成为法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信息不仅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而且作为法律权利的客体，从中衍生出了新的权利类型——信息权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运用权利推理方法证成信息权利的正当性，从而为信息社会的权利发展建立理论基础。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信息是信息社会中极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和社会的构成性元素。作为法律概念的信息是满足特定条件的符号系。信息权利是一个以信息为客体的法律权利束，作为一个权利类型具有解释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功能优势。通过运用权利发展意义上的权利推理理论提供的基本模型——归纳式权利推理、演绎式权利推理及其综合运用——能够证明信息权利的正当性。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阐释了信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条件性因素。2、提出信息权利是一种以信息为客体的权利束，作为一种权利类型,具有制度性和解释性的双重功能优势。3、明确了权利发展意义上的权利推理是一个发现和确认新权利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4、总结了权利推理的两个基本型：归纳式权利推理和演绎式权利推理，并将其模型化为论证权利正当性的有效工具。 <WP=162>5、运用权利推理的基本模型证成了信息权利的正当性。全文除引论和尾论外共分为五章：引论：信息是信息时代的中心问题，应该被纳入法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作为法学理论中最成熟的范畴，权利理论为法学研究信息问题提供了恰当的视角。透过权利视窗，我们获得的问题是：信息是否蕴涵权利能够表征的禀赋，即信息权利是否正当？而通过运用权利推理工具考察权利发现和确认的思维过程可以证成信息权利的正当性。第一章：信息概念是信息权利推理的基点，而信息权利概念则设定了信息权利推理的目标，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提供了信息权利推理研究的基础。文章首先回顾了人类对信息的认识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限制，信息在生活实践中仅仅被作为“日常用语”，在理论思维中则被当作认识物质世界的依附性工具，没有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所指的独立概念。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日益彰显。人们逐渐将信息与负载它的物理媒介在认识上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一种区别于有形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物。由于信息为生产生活带来的高效和便捷，信息成为人人希求之物，进而成为信息社会极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立基于人类对信息问题的认识成果，本文认为，信息应该、而且能够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来认识。具有法律意义的信息是满足特定条件的符号系。使信息具有法律意义的条件包括：可编码性和可传播性、应受规范性和社会性。法律上的信息是法律权利的客体，以此为原点衍生出了新的权利类型——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以特定信息作为客体的法律权利类型，由多个子权利构成。这些子权利包括：信息财产权、知情权、信息隐私权、信息传播自由权、信息环境权和信息安全权等。信息权利具有制度性和解释性的双重功能优势。信息权利的正当性证明可以借助权利推理理论来完成。 <WP=163>第二章：本章提供了展开信息权利推理的工具理论。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比较和检讨，提出权利推理能够恰当地表征权利发展过程中发现和确认新权利的认识过程，并能够担当证成信息权利正当性的理论工具。论文明确提出权利推理是指从一个或几个判断出发，通过演绎或者归纳的逻辑展开，得出一个关于权利的正当性判断的理论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是用于判断一种新兴权利正当性的工具模型，也是权利发展的标尺。权利推理是一种辩证推理而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推理。在法治社会的语境中，权利推理内在地反映权利本位范式的价值取向。基于推理前提和方向的不同，权利推理可以分为演绎式和归纳式两个基本型。对于这两个基本型的认识可以在权利推理的历史发展、权利推理的认识基础、法学方法等方面得到证实。演绎式权利推理将“正当”预设为前提，是从“一般正当”到“特殊正当”的过程。根据正当前提预设的不同，可以将演绎式权利推理分为以应有权利为前提和以法定权利为前提的权利推理。归纳式权利推理是从利益关系经验材料出发，从“特殊正当”抽象出“一般正当”的过程。依据作为经验材料的利益关系的性质差异，可以将归纳式权利推理分为基于正当利益确认的权利推理和基于损害禁止的权利推理。第三章：本章深入分析了权利推理的两个基本型之一——演绎式权利推理，并运用这一推理模型展开了信息权利推理的实践。成功的演绎式权利推理都是一个从“正当”到“正当”的过程，前一个“正当”是前提，后一个“正当”是结论。在这种意义上，权利推理的前提正当就是推理者的一种选择和假定，这些推理的前提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获得一般的认同，一种是由人类一般的“善”设定的“正当”，一种是由实在法设定的“正当”。在权利推理中前者表现为应有权利，主要是道德权利和自然权利；后者则表现为法定权利。在以法定权利为前提的权利推理中，文章从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