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法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书法继承清代遗韵而又风格迥异。中期,名家辈出,大多书家对碑学、帖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见解,同时采取了兼收并蓄、尚古出新的明智之举,形成了民国书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后期,书家们以积极的态度创造出书坛的奇迹。民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转型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从崇碑到碑帖并举,从继承到创新共荣,这个时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从魏晋到清代,帖学由盛转衰,书法发展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碑学应运而生,尤其是在清中晚期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墨客转向金石考据,遂形成尊碑抑帖之风,碑学继而取代帖学成为主流。张伯英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时风积极探寻自己的艺术之路并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其书风及其书学理论影响了徐州一代书家并开创了“彭城书派”。张伯英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碑帖鉴赏和临池习书中,并编纂和撰写《黑龙江志稿》、《徐州续诗征》、《法帖提要》等,但关于张伯英的书学观点、审美倾向等没有被系统的总结归纳。本文试图从张伯英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将其与清代晚期以及同时期的书家进行对比,结合他的鸿篇巨制《法帖提要》和书论、碑帖题跋、阅帖杂咏、书法作品等来总结张伯英的书学观。另一方面通过他的书法实践活动、说帖来总结他的书法实践观。从“浑厚与劲健”、“神采为上”、“书中有我”三个方面来阐述其书学思想,从“用笔为本”、“留得住笔”、写碑、题匾阐述他的书法实践观。最后总结张伯英碑帖观念的转型对于后世书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