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贵阳市部分高校女大学生死亡焦虑情况,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贵阳市部分高校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影响因素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为缓解贵阳市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及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问题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贵阳市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贵州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2986名在读女大学生,采用自编问卷、社会支持量表（SSRS）、生命意义感量表（MLQ）、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心理健康量表（GHQ-20）和死亡焦虑量表（T-DAS）对贵阳市部分高校女大学生进行调查,运用Epi Data3.1建立数据库,并采用SPSS25.0和AMOS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在调查的2986名贵阳市部分高校女大学生中,医学专业1576人,非医学专业1410人;本科一年级718人,本科二年级662人,本科三年级698人,本科四年级588人,研究生320人,平均年龄（20.74±2.09）岁。贵阳市部分高校女大学生死亡焦虑总平均得分为（3.10±0.55）分,其中情感维度的平均得分为（2.91±0.72）分;压力与痛苦的平均得分为（3.50±0.78）分;时间意识维度的平均得分为（2.85±0.94）分;认知维度的平均得分为（3.09±0.75）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人因素中,不同专业、是否经历恋爱不顺或失恋、健康状况、参加体育锻炼频率、过去一年里曾感到孤独、童年期虐待经历不同的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不同少数民族的女大学生压力与痛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的女大学生情感维度、压力与痛苦及时间意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是否经历威胁生命事件的女大学生时间意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家庭因素中,与父母的关系、与父母交流情况不同的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得分、时间意识及认知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不同家庭所在地、父母要求不同的女大学生情感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女大学生认知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家人谈论死亡次数不同的女大学生时间意识及认知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学校因素中,同学关系不同、有无学习压力、学校是否开展生命教育、学校对生命教育的支持度不同的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学习成绩不同的女大学生时间意识和认知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社会因素中,有无经历与亲人或朋友生死相离、就业压力大小情况、对找到满意工作的信心度不同的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家人或朋友经历过严重健康问题的女大学生认知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探索性因子分析在个人因素方面提取了受教育年限、创伤性经历和身体功能因子三个公因子;在家庭因素方面提取了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两个公因子;在学校因素方面提取了学习情况、学校生命教育两个公因子;在社会因素方面提取了宗教信仰、生死经历和职业压力三个公因子;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r=-0.100）、生命意义感（r=-0.118）、自我效能感（r=-0.478）及心理健康（r=-0.280）均与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呈负相关（P均＜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对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影响作用最大,不仅对死亡焦虑有直接负向作用,也可通过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总效应为-0.321;其次是创伤性经历,不仅可以对死亡焦虑产生直接正向作用,也可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健康对死亡焦虑产生间接影响,总效应为0.311;生命意义感对死亡焦虑有直接负向作用,也可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健康对死亡焦虑产生间接影响,总效应为-0.291;心理健康对死亡焦虑产生直接负向作用,效应为-0.143;就业压力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对死亡焦虑产生间接正向作用,效应为0.164;社会支持、身体功能因子、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学校生命教育、父母教养方式均对死亡焦虑产生间接负向作用,效应分别为-0.080、-0.079、-0.061、-0.035、-0.024、-0.012。结论:贵阳市部分高校女大学生死亡焦虑水平较高,且受到多种因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自我效能感、创伤性经历、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可直接影响女大学生死亡焦虑,而就业压力、社会支持、身体功能因子、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学校生命教育以及父母教养方式主要通过间接作用影响女大学生死亡焦虑。为缓解贵阳市女大学生死亡焦虑水平,需要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通过增强学生应对各类生活事件的能力,继续加强心理疏导和适时开展生命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从而促进女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