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居民消费、提高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想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消费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不可扭转。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新的人口年龄结构形式下,如何提升消费必将要面临新的问题和困难。为此,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不同年龄结构下我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将是一件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发现造成我国当前居民的“低消费”和“高储蓄”现象主要是因为哪些年龄层次的人群所导致;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我们预测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的过程中,国民消费会有着怎样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如何有针对性地尽早提出促进消费的对策。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块内容:首先,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居民生命周期内消费的分布轨迹及其变迁。研究发现,在1995年,我国居民生命周期消费分布呈典型的“驼峰”分布特征,到2002年,该“驼峰”特征不再明显,各年龄段居民的消费已经差别不大了。到2007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分布呈明显的单调递减特征,也就是说,中年时期的消费比青年时期的要低,而老年时期的消费又比中年时期的要低。由此揭示,从年龄结构的角度上讲,导致我国居民消费过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中老年家庭消费水平的过低。为此,本文从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数、劳动力市场风险、健康风险等角度进行了解释。本文发现,解释我国居民生命周期消费分布特征的关键,在于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及其分布特征。也就是说,相对于年青家庭来说,我国中老年家庭的收入相对过低,是导致其消费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提高我国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如何提高收入特别是中老年家庭的收入水平,才是解决我国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低消费问题的关键。其次,为揭示是否是因为“退休”原因所导致的我国老年家庭的消费下降,本文又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使用断点回归(Discontinuity Regression,RD)的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男性职工退休对家庭的食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对衣着消费和总消费支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女性职工退休对家庭的衣着消费、耐用品消费和总消费支出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对家庭食品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从退休制度设计、家庭生产时间配置、家庭分工的性别差异、家庭成员退休次序的性别差异等角度,进行了相应的解释。第三,消费问题和储蓄问题是统一的,为解释我国居民的“低消费”问题,很多研究转而从解释我国居民的“高储蓄”问题入手。为此,使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从储蓄率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检验结果表明,在1995年和2002年,中国城市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分布都呈“U”型,而到2007年,该“U”型特征消失了,各年龄阶段家庭储蓄率的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的预测并不一致。对比分析表明,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影响中国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储蓄率的原因存在差异,对此,本文从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角度入手,揭示了转型时期中国进行的多项体制性改革,对不同年龄阶段家庭造成的冲击存在不同,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家庭造成的冲击也存在不同。据此,本文解释了中国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储蓄率分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趋势的原因。第四,为了解释我国老年家庭为什么仍然保持着高储蓄率的现象,本文还从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也即生命周期死亡率风险下降)的视角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研究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提高了我国国民储蓄率;另外,就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来说,在不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对此,本文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我们发现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稳健的。第五,“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为此,本文利用宏观时间序列数据(1999年—2012年),基于随机冲击的持久性-暂时性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持久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对中国居民消费、资产和收入波动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持久性冲击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资产和收入的波动;从短期(1-2个季度)来看,暂时性冲击能够解释消费波动的30%-70%的份额,但却只能解释资产和收入波动的不足10%的份额。本文的研究表明,解释我国居民长期消费增长的原因在于资产和收入的快速增长,但短期内资产和收入的增长对我国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因此,本文建议,为构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从短期来看,必须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和消费预期,努力消除引起消费波动的各种外生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则需要从根本上提高家庭的资产和收入水平。上述内容的分析表明,我国当前的“低消费”问题主要是源于中老年家庭的低消费特征,我国当前的“高储蓄”问题主要是源于年轻家庭和年老家庭的高储蓄率。为此,为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从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并进一步指出了本文今后研究可能的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