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保护国内生态环境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全国277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以及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将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以及规制效应,并利用综合指数法对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级市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行了测度。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FDI与雾霾污染的关系,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成立,外国资本的进入加剧了国内的雾霾污染,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没有减少雾霾污染。（2）全国层面存在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随着规制强度的提高,FDI对缓解雾霾污染的阻碍作用下降。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负向影响超过了技术效应的正向影响,因此回归系数显著为正。（3）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更大。同时,资源型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都存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单一门槛,且资源型城市的门槛值更高。根据研究结果,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引进外资时要注重规模与质量的并举,将外国资本引入那些低污染排放的行业,如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现代服务行业;同时引进外国在处理污染方面的先进清洁技术,提高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对于那些“三高”产业进行升级以及淘汰,产业发展的重点向低耗能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进行转移。第三,完善我国目前的环境规制体系,各城市在制定环境规制的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实施分类的规制政策。没有越过环境规制门槛的城市要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的强度,加大环保投入,全面提高治污水平,构建一个利用外资、环境规制、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圈。第四,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治理雾霾污染中的作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减少雾霾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