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交易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很多交易都需要借助利他合同构造才能让交易链条更加高效、安全。《民法典》出台以前,我国欠缺利他合同一般性规定,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法典》顺应时代发展,于522条第2款进行增补,对第三人的权利予以确认,明确规定了利他合同一般规范。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律规定过于简化,概括式的第三人权利规定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裁判不一致,还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利他合同最显著的特征是未参与合同缔结的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能够独立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取得权利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使合同效力扩张至第三人,而意志论则为第三人取得权利提供了正当性理论依据,也即第三人权利来源于合同当事人的赋权,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承认第三人权利,同时为了保护第三人的意志自由,直接取得模式赋予了第三人拒绝权,实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与保护第三人合同自由的平衡,在逻辑上也最为自洽。第三人权利的产生路径包括法定和约定两种,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主要存在于保险、货运及信托合同领域,可以直接认定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在约定情形下,若当事人约定不明,可结合合同条款、合同目的及交易习惯对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为第三人创设权利的意思进行判断。此外,就目前司法实务中广泛存在的离婚协议中夫妻约定将财产给予子女的问题,应当赋予子女独立请求权,子女可直接请求父母履行义务。第三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对债权的一般权能第三人都可享有并行使,但由于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对专属于合同当事人的变更、撤销及解除权,其无权行使,同时在违约救济方式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时,无权请求承担违约金责任、定金责任。面对第三人要求给付的主张,债务人可以提出抗辩,既可以援引补偿关系中的抗辩事由,也可根据二者之间单独法律关系产生的抗辩来对抗,当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时,债务人也可以援引对价关系中的抗辩事由。利他合同关涉到三方主体,极易产生第三人权利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当事人的变更、撤销权的行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第三人已经表示接受后,其权利便确定下来,当事人便不可再随意协议变更、撤销合同。合同解除过程中,同样也涉及到第三人权利的保护,约定解除情形下,因第三人对合同解除有所预判而无需征求其同意,但当事人应事先使第三人知晓该约定的存在;协议解除具有较大的不可预见性,为防止第三人权利被任意取消,造成第三人损失,也应当以第三人接受作为限制条件;法定解除情形下,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无需征求第三人同意,但是应当及时通知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