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中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有三种，目的标准、效果标准和兼采目的与效果标准。不同裁判机构，或是同一裁判机构在不同时期，分别适用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原因在于裁判机构对保护财产权持有不同的理念以及无需“遵循先例”。目的标准和效果标准存在诸多不足，前者主要表现为缺乏确定性，而被学者们所诟病，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片面保护投资者利益，牺牲了东道国利益。这两种标准存在冲突，而实际上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某些国家对国际投资法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在二十世纪后三十年，美国保护财产的理念，通过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仲裁庭倾向于采用“效果标准”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近十年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各种挑战——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各国正逐渐形成共同的理念，主要表现为人民呼吁政府积极地规制经济行为，与此同时，国际投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资本输入国的角色变化、保护环境、人权、公共健康的呼声日益高涨等等。国际投资法应当与时俱进，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坚持“兼采目的与效果标准”作为认定间接征收适用的标准，是符合国际社会客观发展要求的。　　本文首先对目的标准和效果标准中的不足进行批判，并尝试调和两个标准之间的矛盾，接着主张应兼采目的和效果标准，意图通过借鉴目的标准中的“目的”和效果标准中的“效果”，引入比例原则平衡保护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完整地阐释这一标准的内涵，以期为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提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