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至今，我国已经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GDP从2280亿美元增长到4.4万亿美元，储蓄总额从210.6亿元增长到20万亿元，外汇储备总额从16亿美元增长到1.9万亿美元。现在，中国还不敢说自己是技术大国、军事大国，但可以自信地宣称自己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雄厚的国家外汇储备、最高的居民储蓄率、以及改善速度最快、功能地位最重要的银行系统。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趋成熟，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发展进行调节方面也收到了比较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笔者对开放环境下的货币政策展开研究。　　 笔者首先回顾了30年货币政策的发展变革。我国的货币政策从直接管制到间接调控、从封闭经济货币调控到开放条件下的本外币政策组合调控和从简单的币值稳定到多目标的金融稳定。之后，笔者发现而我国汇率制度虽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实际上只能算是一种比较宽松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而且，我国的资本项目也将逐渐对外开放，因此，中国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为了消除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时，人民银行必须不断买人外币而卖出本币，流通中的本币数量大量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人民银行又必须提高利率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这样一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使用空间自然就会受到损害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三者不能同时实现，这符合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同时，笔者详细分析了1994年以来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三次矛盾冲突，说明了在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本项目尚不能自由兑换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制度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　　 随后，笔者详细论述了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各种因素：　　 1、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引起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损害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热钱”的流入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相关性。　　 2、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人民银行旨在弱化基础货币大量投放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对冲操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限制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和主动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汇率制度的缺陷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我国还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官方对资本流动却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一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审批制度限制资本流出。事实上我国资本已处于半自由流动状态。因此，为确保汇率稳定，同时实现资本准自由流动，必定要以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为代价。　　 4、居民“高储蓄低消费”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人民银行作用于居民的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利率。而我国居民对利率的需求弹性不敏感，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工具对居民的调控作用有限，国内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国情导致大部分资金以储蓄形式滞留在银行体系中，形成国内银行体系的货币流动性过剩。　　 5、商业银行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防范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货币政策操作常常有不吻合之处，尤其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造成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紧缩效应，而且当前银行等金融系统存在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和行为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不对称，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依然存在偏向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的倾向，而中小型企业却面临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这种贷款倾斜必然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扭曲，降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最后，笔者针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以下几点改革建议：　　 1、要改革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就持有主体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将原先集中由人民银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的格局，转变为由货币当局形成“富方外汇储备”、其他政府机构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企业与居民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共同持有的格局。　　 2、严格控制投机性资本流入，放松资本外流限制。必须对国际收支进行预防性调节，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在资本流动的管理上，政策重点应从目前鼓励流入、限制流出转向促进流入流出的平衡。　　 3、货币政策的西标是要保持促进实质经济增长的币值稳定，在促进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需要在币值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中相机抉择。　　 4、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与他国相关政策形成冲突是必然的。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货币政策既要关注国内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又要兼顾外汇市场干预，很难用一种政策达到内外均衡。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　　 5、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内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一切政策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