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曹植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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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基于对曹植研究现状,尤其是近百年曹植接受研究状况之分析,参照西方接受理论,结合传统的文献梳理、考证等方式,考察唐前曹植接受史。论文除绪论外,共分四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两大问题:第一,梳理近百年曹植接受之历史与现状,发现曹植接受研究之空白点与不足,为本论文之选题意义提供文献依据,为研究重点寻找突破方向。第二,依据目前接受史研究、近百年曹植接受研究的问题与唐前曹植接受之独特性,提出唐前曹植接受史写作要重点把握曹植创作影响、接受曹植之重点读者和对曹植其人其文接受之轨迹演变等三大问题,从而设想论文架构为:在历时形态上把握重点读者史、创作接受史、阐释评价史和视野史等四条纵线;效果史寓含其中,不作单独考察,对曹植为人之接受据接受文献,或融于其他章节,或集中作单节处理。第一章论曹魏当代对曹植其入其文的曲折接受。曹魏当代对曹植其人的接受是以立嗣问题为核心进行的。曹植因其《登台赋》而见异于曹操,再加之他诸多方面与曹操颇为类似,曹操对曹植深寄厚望。在立嗣问题上,为维持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的势力平衡以保证曹魏立国之基础,曹操把才华横溢、却又与汝颍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曹植推向前台,然迫于汝颍集团的压力而暂时以与汝颍集团关系颇近的曹丕为太子。不过,考虑到曹丕与世家大族互相支持,而与谯沛集团则矛盾甚深,所以立太子后他仍然疑虑重重,以至临终尚欲翻盘以植为嗣。曹植在“太子之争”中的最终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曹操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失败。曹操是曹植接受史上了解曹植、欣赏曹植、影响曹植命运的关键人物。在立嗣争夺中,曹丕不仅采取种种权术手段与曹植相争,亦通过撰写文章来张扬自我,侧面表达对曹植才能的看法,其《自叙》、《论文》隐含着政治用心。曹叡虽然沿袭其父科禁诸侯的政策,但他多次诏告曹植,其诏书以及曹植的相关上表、诗作等,折射出曹叡对曹植的亲近与关怀,此与其父对曹植之冷漠有很大不同。而在政治上,曹植对曹魏亲异姓而疏公族政策之批评,虽然只得到曹魏朝臣的零星回应,但曹叡晚期的一些安排亦表明,曹植的观点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曹魏对曹植其文的接受亦颇为曲折。建安时期,由于当时的辞赋观念、辞赋创作影响等,时人对曹植赋作评价很高,但在建安诸子辞赋创作整体成就不高的背景下,曹植当时的赋作尚处在模拟为主的阶段。时人对曹植赋作之高推,实有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曹丕《论文》对曹植赋作则不予置评,此并非只是出于忌恨,更重要的是他承继前代文学观念,对文学创作批评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曹叡打破了黄初时人们对曹植的沉默,开始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曹作,他之学习、化用曹作,在曹植创作接受史上,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正始时期,何晏、嵇康、阮籍等人对曹作均有不同程度的学习、借鉴。阮籍《咏怀诗》对曹作之诗歌语句、章法、意象、主题等有广泛的吸纳化用,他进一步扩大了曹植作品的个人抒怀倾向,为后来诗歌中一些重要特点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曹叡而至何晏、嵇康、阮籍,他们对曹作之学习,使曹作之接受逐渐脱离了建安、黄初之具有政治色彩的评论而转向了具有个体特征的摹拟、化用。第二章论两晋主流文士对曹植作品的学习与转换。从总体看,两晋对曹植其人及其作品之阐释批评比较少见,时人主要从创作角度学习曹作,他们的学习对曹作逐渐经典化以及后人对曹作之规摹学习影响深远。两晋实乃曹植文学创作接受的第一个高潮。就接受主体言,学习曹作者以当时主流文士为主,他们对曹作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模拟。西晋诗“缛旨星稠”之特点由傅玄扬其波,张华助其澜,至陆机而大成,又由波心荡漾,辐射其余,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追溯源流,此与他们对曹植诗歌之学习、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左思之诗、潘岳哀诔文、郭璞游仙等都不同程度受曹作影响,而东晋时陶渊明对曹作之学习化用亦颇可注意。两晋对曹植作品之借鉴在文体上,呈现多样化特征,除规摹曹植的诗歌作品外,还对曹植的赋、诔、章表、画赞、画论等有不同程度的学习。另外,两晋时期,不同的作者往往会规摹曹植的同一篇作品,他们的反复学习借鉴,使曹植的一些作品或者诗句逐渐经典化。具体言之,傅玄对曹作之学习借鉴涉及诗、赋、赞等多种文体,显示出学习规摹曹作的宽泛视野。他对曹作之化用更倾向于辞藻与刻画方式,此对晋诗“缛旨星稠”风格之形成有发端作用;而他承曹植对文“丽”之追求对晋人追求“丽”之风气应有导向作用。张华对曹植乐府之学习偏向于贵游题材和游侠题材等男性题材,此与其恢宏之气度、侠义之个性以及其身处乱朝而欲力挽狂澜之用心密切相关。他对《名都篇》、《白马篇》的后世经典化亦影响深远。陆机重在学习曹植的乐府诗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假题乐府,抒自怀抱;一是乐府与诗之互化。而陆机之所以偏重于对曹植乐府的学习,其原因一是曹植乐府的开拓之功,二是陆机自身的音乐素养,三是陆机比曹植有着更曲折的人生经历,更痛苦却又无法直言的人生体悟。东晋王羲之、顾恺之等对曹作进行了艺术转换,其书写、绘画与曹作水乳交融,成为中国文艺之瑰宝。王羲之《洛神赋》书是对《洛神赋》的首次完整接受。由于王氏的政治身份及其政治理想,其传世楷体抄书如《乐毅论》、《东方朔画赞》、《黄庭经》、《大雅吟》、《太师箴》等,无不有其思想、情感之寄托,《洛神赋》书作为其有名之迹,亦寄寓着王氏的政治理想,侧面表达出王氏对曹作的理解。而顾恺之《洛神赋图》的接受史意义首先在于他对《洛神赋》故事内涵的凸显。顾图首次以绘画形式把赋作转换成一个人神恋爱的故事,通过对原赋情节的变化、调整,把原赋多变而富风骨之情感节奏转换为幽远深长的格调,表现了顾恺之在魏晋玄学思想影响下以人物体道的绘画理念。第三章探讨南北朝曹植接受之趋向与抑扬阐释。总体言之,南北朝曹植文学接受南北有异,南朝文士对曹作之学习在深度、广度上远超北人,北朝对曹植文学之规摹深受南方士人影响;而南朝四朝对曹作之学习情况亦有不同,南朝宋是曹植文学接受之主要时期,从宋末经齐而至梁陈,当时文士对曹作之规摹学习有四个特征:一是由整体综合性摹拟转向泛化式学习;二是由整体综合性摹拟转向寻辞摘句式化用;三是从学习曹作言志抒情转向把曹作世俗化、娱乐化;四是对曹作之学习具有团体性或家族性特征,团体或家族成员间在学习借鉴曹作方面有影响或传承关系。由于曹植文学接受之泛化、俗化,从读者创作接受之创造性而言,其时曹植文学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已呈衰落之势。另一方面,南北朝曹植形象因宗教人士、史学人士、文学人士和儒学人士之不断重塑而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曹植形象表现出宗教化、历史化、文学化和道德化倾向。南北朝对曹植其人之接受与对其文之接受往往糅合一起,两者互相生发,形成曹植接受史上的独特风貌。而从阐释角度看,南北朝可谓曹植文学批评之黄金期,它对后代之阐释曹作具有导向作用。刘勰首次从文体论、创作论等角度对曹植的很多作品进行了批评,他以为曹植之长在诗体和表体,其于他体并无突出之能;且从兼善多体之角度看,曹植不如陆机、王粲;刘勰首次将曹植、刘桢并提,并第一次提出曹丕、曹植相当,各有优劣之观点。刘勰之所以提出迥异时人之观点,一方面因为他把曹作置于文体渊流变化之历史维度上,从历代作家及建安当代作家群体创作之角度进行审视;再者,他宗经崇圣,重文体规范,对变体之作多有否定之辞,而曹植之开拓,不少恰来自于他对已有文体之变革;另外,作为批评家,他在文章功用观、论文观、批评思维等方面与曹植有很多不同。《文选》亦欣赏曹植的诗体、表体创作,除此与刘勰意见相似外,其他则多与刘勰不同。《文选》七体、诔体、情赋和献诗等体类选录、编排曹作之方式深蕴着萧统的批评观念,他注重每体中具有开创性质的美文;亦重选文间的渊源变化关系,其编撰体现出文体发展变化之脉络。钟嵘《诗品》曹植条及陆机、谢灵运条集中评及曹植诗歌。曹植条核心语句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骨气奇高”决定“辞采华茂”,它们指出曹植诗歌之刚性特征,而“情兼雅怨”则对此刚性特征起着中和作用,曹植诗歌由此达到“体被文质”之最理想的效果。根据曹植创作实际看,曹植条只是对曹植后期部分诗作的某一角度概括,是钟嵘据其诗美学观念与写作目的有选择的概括,此亦为钟嵘品评之常用方法,因此,其所谓渊源关系亦多着眼于作家某种风格体征之承继关系,这使其源头之说具有架构的性质。而钟嵘关于陆机、谢灵运源出陈思之论,是指他们对曹植骨气与文采兼备风格之继承,灵运之后,曹植一脉于南朝后继无人,此有违文学史实之论,充分折射出钟嵘重骨气、丹采之文学观念,而此理想之建构正是针对时代弊端之有为而发。第四章论述谢灵运、江淹、沈约和萧绎等四人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作之处,显示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精心结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拟曹植诗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组诗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而正是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方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而灵运对曹植之认识、接受与情感态度,亦深深影响了谢氏家族其他的诗人,他们对曹作之化用及其作品中情感基调之变化,折射出一个大家族的衰变历史。江淹在其杂拟三十首中,以曹植诗歌之赠友题材作其代表作,此乃江淹深思熟虑之结果。江淹《陈思王赠友》首次从“体”之角度把赠友诗提炼、概括为曹植的代表性作品,他既在文学上对曹作有所研习承继,又深入曹植的心灵世界,着力刻画了重视人才、珍视友情、关心国事、心胸开阔、雍容儒雅,虽遭不遇但终不颓废的曹植形象。《陈思王赠友》折射出江淹对友情之重视,亦折射出他对君臣遇合之渴望。江淹《水上神女赋》亦为模仿《洛神赋》之拟作,他对《洛神赋》结构思路、描写手法、寄寓手法之模拟吸收,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对曹植个体精神之理解,他不仅看到了曹植的悲痛,更看到曹植坚贞、执着、奉献、昂扬不屈之高贵灵魂。沈约《丽人赋》在语言以及人物情态描写上多变自《洛神赋》,沈约亦学习曹作多视点描绘人物与背景的方式,并学习曹植把《洛神赋》赋写美人之手法转化到《美人篇》创作的方法,亦把《丽人赋》刻画美人之方法转移到其艳情诗创作中。《丽人赋》接受《洛神赋》之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改变了《洛神赋》的寄寓主题,其着眼于两性声色欢娱之主题,使洛神形象遭致世俗化扭曲,对之后文人对洛神形象之接受有着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沈约把赋赋写美女之功能转向以诗歌来表现,对齐以后文坛创作颇有影响,随着宫体诗创作之兴盛成熟,诗歌成为表现美女之重要载体。《金楼子》中涉及曹植及其诗文语段共十处,其中对《三国志》曹植传、曹植《与杨德祖书》、《汉二祖优劣论》中语段之摘录,既表明萧绎对曹植才华之赞叹向往、对曹植功业理想之理解认可,同时亦折射出他对自我才能之自许与建功立业、流名后世之人生愿景。由于二者诸多方面的相似性,萧绎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作品中的儒者精神,为后世对曹植及其作品之道德化理解指引了方向;又因《金楼子》乃萧绎后期所著,所以他对曹植精神之挖掘亦说明崇儒重学是其始终一致的观念,他对宫体诗之提倡只是一种政治的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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