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围绕安全化过程中的话语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在政治实践中,一些不同的问题或者同一类问题在不同时期带来的威胁程度没有太大差别,但它们的安全化程度却出现差异。依据安全化理论,这种安全化程度差异的出现是政治行为体主观建构的结果,其过程则要涉及到安全化行为主体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可以说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但是,安全化理论,主要是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尽管提出了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也就是话语如何在安全化中产生作用,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加之其他学派或研究者也未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作出一些探索,将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对于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的控制。首先,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所要讨论的问题得到公众的关注,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到政治或安全议事日程。其次,在引起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动员民众参与的积极性,这就涉及到话语框定的运用。具体的框定过程包括诊断型框定、预期型框定和激励型框定,而具体使用的语言策略包括隐喻、类比和互文等。最后是话语定位。在对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框定并被听众所接受并不意味着安全化的成功。本文所采用的安全化成功与否的界定标准是把安全化延伸到了具体的行为实践阶段。安全化主体以及听众之间应该就问题进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也就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各自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对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就需要进行话语定位,即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和行为。本文分析框架中的这三个变量主要是一种线性逻辑发展关系,这三个自变量产生了对于安全化程度的影响。这三个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中“言语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选取了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气候变化政策作为对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检验的案例。克林顿政府时期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程度比较高,采取了安全的视角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相比之下,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程度却很低,甚至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去安全化。从话语的视角,两任美国政府在其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有何不同?为什么以及如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为此本文依据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方面分别对两个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本文证实了本项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以及变量之间所具有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