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及目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突出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加剧,老龄化呈现高速、高龄、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大等特点。而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化导致的居住模式改变已成为老龄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不同居住模式下老年人个体的健康问题也日益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健康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多方面。现有研究证实健康状态是受包括生物遗传、环境、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卫生服务等多因素共同影响的,因此,如何全面评估老年人的健康现状,以及老年人健康与居住模式和其他因素间的关系是一个兼具实践意义和科学意义的复杂问题。当前对于居住模式和／或老年人健康的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城乡两地、不同居住模式下老年人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特征,综合评价其生理、心理功能健康状况和生命质量水平,比较分析其健康状况差异；通过多种统计方法的运用,建立多个健康相关因素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两地、不同居住模式下影响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因素,探讨影响健康的因素的异同及其原因；通过纵向研究,比较老年人生命质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分析影响生命质量改变的因素,并探索影响生命质量改变程度不同的因素及其原因。材料和方法本研究分别以杭州市拱墅区和金华市武义县作为城市和农村研究现场。采用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分别在城乡选取60周岁及以上常住(至少6个月)老年人口为研究对象。一阶段(2007年),城乡两地分别纳入研究对象2554人和2441人,共计4995人。二阶段(2011年),城乡两地分别纳入1498人和2793人,共计4291人。在2007年10月到11月期间,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开展了城乡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一般健康状况、社会活动和社会参与等基本信息,并通过SF-36量表对研究对象的生命质量进行测量。在2012年05月到08月期间,在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通过ADL量表(包括BADL量表和IADL量表)和GDS量表进一步对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理功能)和抑郁症状(心理功能)进行测评。在两时点横断面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阶段中的配对人群开展了纵向比较研究,分析老年人生命质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评价了ADL量表和GDS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等统计方法比较了城乡之间、不同居住模式之间老年人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特征,评价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包括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和日常工具使用能力)、抑郁症状和生命质量现状,及其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居住模式之间的差异。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分类分析方法(MCA)构建多个健康相关因素的统计学模型,探索影响城乡老年人和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此外,应用多变量方差分析综合评价了老年人生命质量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一)城乡两阶段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生命质量一阶段共获得有效问卷4230份,城市和农村分别为2157份和2073份。二阶段研究共获得有效问卷3774份,城市和农村分别为1165份和2609份。一阶段城乡老年人独居比例分别为10.4%和25.1%,二阶段城乡老年人独居比例分别为11.9%和22.6%。(1)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生命质量横向比较。一阶段时,城市独居老年人在PF、VT和MH三维度上的评分较非独居老年人差；二阶段时,独居老年人与非独居老年人生命质量各维度基本无显著差异。农村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在一阶段时无显著性差异；在二阶段时,独居老年人在所有四个生理维度和SF心理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独居老年人。(2)独居影响因素分析。无配偶是影响老年人独居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高龄。低收入对于农村老年人独居的影响亦较大。(3)城乡和不同居住模式生命质量纵向比较。城市老年人在PF、GH和MH维度上的评分显著提高,在VT维度上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在RP和RE维度上的评分显著提高,在PF、BP、GH、VT和SF维度上的评分显著降低。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均在RP和RE维度上的评分显著提高,在VT维度上的评分显著降低。此外,非独居老年人在SF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下降。(4)生命质量改变程度在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中的分布。城乡老年人总体生命质量改变量有显著性差异,在GH和MH维度上城市显著高于农村,在PF、RP和RE维度上则低于农村。不同居住模式,性别和年龄之间老年人总体生命质量的改变量没有显著性差异。高年龄段老年人生命质量的下降程度较低年龄段显著仅仅表现在PF维度上。(二)城乡老年人居住模式与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二阶段(2011年)研究显示城乡之间、不同居住模式之间的老年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状况、心理行为、生活方式、慢性病患病情况、社会支持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与农村相比,城市老年人独居比例较低；,文化程度和收入较高,不良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比例较低,患有慢性病的比例较高(77.5%VS.38.5%,P<0.001),社会支持和社会交往较多。城乡均显示独居老年人年龄较大(城市76.60岁,农村76.03岁),女性为主(城市81.3%,农村65.3%)、文盲比例高(城市37.0%,农村82.2%)；获得物质和精神帮助有困难的比例高,与父母或子女、与亲戚和与邻友交往的频率较低。此外,农村独居老年人心情不愉快、缺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比例高。(三)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影响因素(1)BADL和IADL评分比较。经MCA模型调整后,城乡独居老年人的BADL评分(城市6.27,农村6.54)较低,仅与子女同住老年人BADL评分(城市7.58,农村7.19)较高(城市P=0.002,农村P=0.028)。城市独居老年人IADL(9.42)评分亦较低,仅与子女同住老年人IADL评分(11.87)较高(P<0.001)。(2)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影响因素异同。MCA模型提示低ADL共同因素包括：居住模式(与子女居住)、高年龄、无体育锻炼、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程度、慢性病数多和与邻友交往频率低。造成城市老年人基本生活自理能力(BADL)低的前三位影响因素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缺乏幸福感和体育锻炼等；造成日常工具使用能力(IADL)低的前三位影响因素为无体育锻炼、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和与子女居住等。农村BADL前三顺位为获得精神帮助有困难、与父母或子女交往频率高和与亲戚交往频率低等；IADL为与父母或子女交往频率高、获得精神帮助有困难和高龄。(3)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影响因素异同。MCA模型提示城市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ADL低的共同因素为高龄、低文化程度、缺乏体育锻炼。城市独居老年人ADL低的第一、二位因素为无体育锻炼和低文化程度；非独居者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和无体育锻炼。农村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ADL低的第一、二位影响因素均为获得精神帮助有困难和与父母或子女交往频率高,其他还包括与亲戚或邻友交往频率低、慢性病患病数多、高龄和缺乏体育锻炼。(四)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1)GDS评分比较。经年龄和性别调整后,农村老年人GDS评分高于城市老年人(5.921VS.10.02,P<0.001)。MCA模型显示,城市老年人中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GDS评分较高,为6.54；农村独居老年人GDS评分(10.35)高于仅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9.71)和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9.09),但低于仅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12.44)。(2)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水平影响因素异同。MCA模型提示高抑郁症状水平的共同因素包括：高年龄、不饮茶、不参加体育锻炼、缺乏幸福感、获得物质帮助困难、慢性病数多、总体健康状况差和居住模式,其中,居住模式中与配偶同住和仅与子女居住是城市的影响因素；农村则为仅与子女居住和独居。此外,农村老年人高抑郁症状水平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女性和与邻友交往频率高。影响城市老年人高抑郁症状水平前四位因素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总体健康状况差、缺乏幸福感和居住模式等；农村为缺乏幸福感、总体健康状况差、与邻友交往频率高和居住模式等。(3)有配偶和无配偶老年人抑郁症状水平影响因素异同。城市有配偶同住的老年人高抑郁症状水平的前三位影响因素为缺乏幸福感、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和总体健康状况差等；无配偶同住的前三位影响因素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总体健康状况差和慢性病数多等。农村有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前三位因素为缺乏幸福感、总体健康状况差和高龄等；无配偶同住为缺乏幸福感、总体健康状况差和与邻友交往频率高等。结论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差异在不同时点上是不同的。二者可以表现为生命质量无差异,或者前者高于后者,或者后者高于前者。城乡老年人的生命质量随时间纵向改变的方向和程度也是不同的,城市表现为生命质量提高,农村则主要表现为降低。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纵向改变方向则较为一致。老年人生命质量纵向改变程度在年龄、居住模式和性别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老年人独居受社会人口学、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等多因素影响,其中无配偶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为高龄。此外,低收入亦是农村老年人独居的重要因素。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独居老年人具有较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仅与子女同住者则较差,这一现象在城市尤其突出。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城市中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农村中仅与子女居住和独居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水平高。影响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低的重要因素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无体育锻炼、缺乏幸福感和与子女居住等；农村为获得精神帮助有困难、与父母或子女交往频率高、与亲戚交往频率低和高龄。城市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低的第一、二位影响因素为无体育锻炼和低文化程度；城市非独居老年人则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和无体育锻炼。农村独居和非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低的第一、二位影响因素均为获得精神帮助有困难和与父母或子女交往频率高。影响城市老年人高抑郁症状水平的因素按其重要性分别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总体健康状况差、缺乏幸福感,以及与配偶同住和仅与子女居住等；农村顺位为缺乏幸福感、总体健康状况差、与邻友交往频率高,以及仅与子女居住和独居等。城市有配偶同住的老年人高抑郁症状水平的前三顺位影响因素为缺乏幸福感、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和总体健康状况差；无配偶同住的为获得物质帮助有困难、总体健康状况差和慢性病数多。农村有配偶同住的老年人高抑郁症状水平的前三顺位影响因素为缺乏幸福感、总体健康状况差和高龄等；无配偶同住的为缺乏幸福感、总体健康状况差和与邻友交往频率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