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下的企业资源配置行为是公司治理领域内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也一直受到理论研究者与上市公司及其监管层的高度重视。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成熟的股权激励制度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我国资本市场自2005年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才迈入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时代,无论是其自身发展的成熟度还是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均有较大差距。那么,刚刚兴起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制度在企业资源配置行为中产生了怎样的经济后果?具体而言,股权激励制度是否又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作为投资重要资金来源的负债融资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机制?这些影响关系在持股激励(简称“H-S激励”)与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激励(简称“O-R激励”)模式下是否有差异?立足于中国“新兴+转轨”的特殊制度背景,从理论与经验上回答这些问题对当前盛行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制度推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立足我国相对特殊的制度背景,对高管股权激励、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内在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基本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股权激励可能因加大高管风险承担激励与“企业帝国”建造冲动、进行市场迎合性投资以及放松融资约束,使高管有动机加大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规模,并因此影响投资效率；其次,转而聚焦影响路径之放松融资约束—负债融资,运用股权激励的信号传递理论与风险承担理论,研究债务契约订约前,股权激励对企业负债融资的影响；最后,集中考察债务契约订约后,负债在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中两种相反的作用机理,即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与资产替换作用。全文共设八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述评；第3章梳理股权激励制度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在国内外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第4章在给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高管股权激励、负债融资与投资行为三者的影响机理进行理论推演,并发展研究假说；第5章、第6章、第7章分别对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经验结果；第8章给出研究结论,结合之构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完善与监管的理论模型,给出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局限与进一步研究方向。研究主要结论有：(1)CEO股权激励的实施显著促使公司增加研发投资尤其是资本投资,且股权激励强度越高,研发投资与资本投资规模越大；但这一投资决策偏离了公司最优投资水平,表现为一种高水平但低效率的投资行为,即股权激励的实施未能有效抑制公司投资不足,相反却显著导致其投资过度；进一步研究证实,这些影响关系主要体现在O-R激励公司,H-S激励有助于提高公司研发投资水平,但对资本投资及投资效率均不存在显著影响；(2)从总体激励看,CEO股权激励强度越大,公司获得的有息负债融资额越多,但这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的增加,而长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从具体激励模式看,相比H-S激励公司,实施O-R激励模式的公司获得明显更多的有息负债融资尤其是短期借款,但CEO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短期借款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H-S激励强度中,而O-R激励强度对企业负债融资没有显著影响；(3)负债融资尤其是短期借款的增加因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使经理拥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显著加剧了股权激励对企业资本投资规模的正向影响,并因此进一步恶化了企业投资过度问题；且相比H-S激励公司,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实施O-R激励的公司,但O-R激励强度与负债对企业资本投资及过度投资水平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总之,论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证实了,当前我国股权激励(主要是O-R激励)制度在企业投融资行为中的经济后果性。尝试通过对股权激励、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工作,论文希冀对现有文献有如下拓展：其一,以企业投资效率为立足点,将负债融资与高管股权激励置入企业价值创造的理论分析中,构建一个高管股权激励、负债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弥补长期以来将高管激励效应与负债治理效应分裂开来考察的研究范式；其二,以中国特殊制度环境为背景,分析并验证高管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投资规模及因此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为“新兴+转轨”经济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中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运行的经济后果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拓展国内外现有少量考察股票期权对R&D投资影响的经验文献;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债务契约订约之后负债在股权激励对投资影响中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拓展国外有关债务契约订约之前股权激励对贷款者信贷决策影响的经验文献；其三,以投资为“中间桥梁”,突破以往大多集中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直接考察,为研究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提供重要视角；同时,以债权人视角审视缓解经理与股东代理冲突的股权激励机制,跳出以往大多站在股东立场考察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增值影响的研究框架,为股权激励研究提供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