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作为《大学》的重要概念,由于思考的个体和时代背景的不同,每位学者对其的解读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阳明心学的产生和发展给程朱理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作为传统程朱理学卫道者的罗钦顺在心学的挑战下,与王阳明通过书信往来就“格物致知”进行了辩争,在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中形成了具有其独特风格的格物思想。文章对罗钦顺哲学体系中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探究,从分析罗钦顺生活的时代以及所处的学术环境入手,将社会背景与其格物致知思想的产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阐析社会的变迁以及时代的话语转换对罗钦顺哲学思想的影响,深入挖掘罗钦顺“格物致知”思想的内涵。其格物思想以理一分殊为逻辑前提,试图在本体论的层面通过对万物分殊之理的把握而体究终极之理一;在心性论上以体用、动静之别来区分心、性,阐述了性之本体而心为其用,以心性之辨来说明性即理而非心即理,从而确立格物修养的基本方向,即格物要格外物与格心并重,对外物进行省察的同时要重视内心的修养;在对物如何而格这个问题上,罗钦顺崇尚的是一条人事与物理交互推察的路径,提出了心物推察交验的方法,以内在性理与外在物理的交互推察为实下手功夫,强调不仅要省察内心以注重心性修养,亦要推察万物以注重客观知识。在罗钦顺看来,格物致知不单是一味的刻求物理,而是力求内外合一,对外在物理与内在心性同时进行透彻的研究,如此才有可能把握终极的理一,最终方可达到内外“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的浑然一致的仁德境界,也即其心目中的圣人境界。罗钦顺的格物致知思想有其自身之特色,但由于时代限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