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主要研究泰国人与中国人在自我建构、自我同情、长期取向、生活满意度、沟通语境与时间管理上的文化差别。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更加有效顺畅的交流越来越成为一种挑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接触甚至工作成为跨境商业活动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所以，如何使人们有效地沟通与相互理解成为越来越显得重要。当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交流时，他们应当了解如何基于规范、规则以及文化价值进行相互交流。这篇文章的目标是从不同的文化以及心理维度出发，让泰国人和中国人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有效地消除两个国家质检的冲突与误解。而且当泰国公司希望可以在中国扩大商业活动时，他们可以更好地与中国人沟通工作。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能更加有效地与泰国人相处工作。在研究框架中，第一个方面为自我构建，这个维度主要研究对比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独立性与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两个国家人们的自我同情的水平进行调查。第二个方面为动机，这一方面主要研究什么因素促使两个国家的人们互相竞争，哪个国家的人们更加富有竞争意识及其内在原因。这一方面的测量主要是基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动机以及长期取向。然后，本文进一步使用生活满意度、动机以及长期取向对这两个国家不同水平的动机分析的进行原因分析。除了自我构建与动机分析，本文还对时间管理和沟通方式进行研究。对于时间管理，本文对两个国家的有效率的人们如何进行时间管理进行了对比。同时，也对两国人民的沟通方式尽心了对比。对两个国家进行调查以后，本文对在北京生活了至少两个月的国际学生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主要针对他们在自我构建、动机、沟通方式以及时间管理方面的改变。这次调查的结果有效地指导国际学生如何能够适应北京的环境以及社会，使得他们能够更开心地在北京生活。这个研究主要有六个假设，H1：泰国人比中国人更加具有相互依赖性；H2：泰国人比中国人有更高的自我同情；H3：中国人更倾向于有长期取向，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有持续的威胁，使得他们比泰国人更加有动力地去努力工作，完成他们的目标； H4：中国人目前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使得他们比泰国人更加愿意更加努力地工作；H5：泰国人比中国人更加倾向于使用高语境沟通方式；H6：中国人比泰国人更多地使用时间管理的方法。为了研究以上的目标和假设，本人跟与以前相似的调查问卷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自我构建的维度使用了Singelis（1994）的方法，这一部分包含了24个标度。自我同情维度包含了26个标度，以及6个子标度，分别为自我友好、自我判断、共同仁慈、分离、正念以及过度分辨，这一划分由Neff（2003）提出。对长期取向维度，本文吸取了Bearden et al（2006）的成果。这一维度参考了Diener, Emmons, Larsen,&Griffin,（1985），用5个标度测量生活满意度。对于沟通语境，这个维度的划分参考了Richardson and Smith（2007）的工作。对于时间管理，参考了Macan的调查问卷，主要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测量不同的时间管理维度，分别为时间管理机制、设置目标与优先级的计划行为、组织偏好以及参与者对于控制时间的态度。问卷的调查结果如下：对假设1，使用了配对t检验检查了是否中国人和泰国人之间是否有文化差异。然后，结果否定了假设，统计上显示两者没有明显的差别。对于假设2，使用配对t检验检测泰国人和中国人在自我同情方面是否有文化差异，结果显示没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对假设3，使用配对t检验检查泰国人和中国人在长期取向上是否有文化差异。结果显示具有显著的文化差异（结果为0.014，显著；其中泰国样本Χ=3.60, SD.=0.62，中国样本Χ=3.42, SD.=0.49）。对于生活满意度，使用配对t检验检测泰国人和中国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是否有文化差异，结果显示没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对于假设5，使用配对t检验检测泰国人和中国人在沟通语境方面是否有文化差异。结果显示假设可接受，t值2.237=，显著值为,0.026低于0.05，因此在沟通语境方面，统计上显著不同。同时，泰国样本的均值)Χ=3.43, SD.=0.58)高于中国样本的均值(Χ=3.28, SD.=0.40).对于最后一个假设，同样利用配对t检验,显著水平为0.000，因此在时间管理上，中国人和泰国人有显著的不同，泰国人样本的均值)Χ=3.30, SD.=0.28)低于中国人的均值(Χ=2.82, SD.=0.35).为了比较泰国学生、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使用单向方差分析的方法（w ay Anova-One），结果显示在北京的泰国学生、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在长期取向、生活满意度以及时间管理上有显著的不同。其中，长期取向维度上，显著值为0.012，国际学生显示出最高的长期取向值，然后是泰国学生，再之中国学生。然后，生活满意度维度上，显著值为0.000，国际学生显示出最高的生活满意度值，然后是泰国学生，再之中国学生。最后，在时间管理维度上，显著值为0.000，样本直接显示出显著的区别。对于自我构建，中国人和泰国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这意味着中国人和泰国人在自我构建上具有类似水平的独立性与相互依赖性。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亚洲国家的共性。在自我同情维度上，总体而言，中国人和泰国人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区别。然而，在子标度结果上，共同仁慈和过度分辨标度显示出显著区别。对共同仁慈，其内涵为把自己的经历看作是其他人的经历的一部分，并不把他们的经历看作是自己个体的坏的经历。在这一标度上，泰国人比中国人显示出更高的共同仁慈。这一结果可能由于泰国人受佛教宗教的影响，其中，共同仁慈是佛教里的重要教诲。目前，中国人更倾向与无宗教信仰。由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丧失，中国人比泰国人更倾向于过度分辨。过度分辨可以解释为，当人们面临生活中的极端情况时，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清晰地表达自己痛苦的感觉与想法。能够意识到自己面临极端情况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顺利地处理这些糟糕的情况。知道这一点，泰国人就能明白，当中国人面临极端情况时，他们更加倾向于过度分辨问题，以及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痛苦感觉。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只是不同国家的人们接受与处理问题方式有所不同，这并没有对错之分。在对中国人和泰国人的长期取向进行比较时，结果显示出显著区别。泰国人比中国人更加倾向于长期取向。这是由于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社会变化。Faure and Fang （2008）提到，从时间来说，中国人比以前更加倾向于短期取向，尤其是城市居民。目前一些准备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面临的问题涉及中国人可能缺少战略商业规划。他们更倾向于短期考虑问题，在计划方面比较薄弱，这就使得外国人难以对市场进行预测和考虑长期合作关系。泰国人和中国人在对生活满意度方面没有显示出显著区别。从结果来看，可能是由于泰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们对他们生活并不是非常满意，依然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同时，即使中国经济目前发展十分迅猛，但由于它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依然悬殊，所以并非每个人都对生活感到满意。在沟通背景上，从结果而已，中国人和泰国人显示出显著差异。结果显示泰国人比中国人更倾向于强沟通语境。这可能由于泰国人和中国人敏感性的不同。泰国人的敏感性相对较高。泰国人的一个重要国民特点是考虑周到细致。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中国人变得更加开放，使得他们在工作时更倾向于直接的沟通方式。对于时间管理，中国人和泰国人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泰国人有更好的时间管理方法，尤其在计划机制、计划行为、组织偏好以及时间控制的感受。这可能用Hofstede（1997）的不确定性规避理论来解释。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是指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当出现计划之外或者非结构性的情况时，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人们通常会感到不舒服，而低不确定性规避的人们则对突发情况更易于接受。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人们倾向于排除突发情况，异常情况以及未知情况。泰国人比中国人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规避，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泰国人比中国人更加仔细地规划他们的时间。然而，中国人的生活有更加多的突发情况，也使得他们难以对时间进行规划，以致最后仍然需要进行调整。除了调查问卷，本文还进行了时间管理方面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假设为泰国人更倾向于根据偏好和情绪来选择工作任务，即使这个任务可能比别的不愿意做的任务在达成目标上效用较小。另外，中国人更加倾向于单一时间性，即他们倾向于做在一段时间内只做一件事情。在实验中，参加者一开始被要求做关于时间管理和多元性时间观的调查问卷。然后他们被要求做9个任务，每个任务对应不同的重要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任务，但有两个任务分别需要在结束20分钟和30分钟前完成。这主要是用来检查他们选择任务是基于重要性还是基于偏好。另外，在最后10分钟，他们将会被分配一个特殊任务，来检查他们倾向于单一性时间观还是多元性时间观。结果显示，泰国人更倾向于基于他们的偏好和情绪来选择任务，中国人则更倾向于基于任务的重要性；中国人更加倾向于单一性时间观，泰国人更倾向于多元性时间观。总的来说，这次研究显示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改变。而这些改变并非意味着他们比以前糟糕，但是知道这种改变，可以是泰国人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变化，以及可以尝试优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情况。相反，中国人也可以了解泰国人相对中国人不同的地方，这样两国的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适应对方，可以更加快乐地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