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进行了研究与探索,这无疑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与帮助,本文侧重从内容方面来论述中国现代小说两种主要叙事类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前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它与时代紧密相连,反映历史主潮发展,在此种叙事类型中文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它依赖于政治,宏大叙事类型与历史现代性存有某种契合关系;而日常生活叙事类型则独立于文学主潮之外,它侧重于文学的审美性,强调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这种叙事类型与审美现代性存有一种契合关系。中国现代小说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类型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二者共同促进了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我们决不能轻易地否定其中的一种。从本文的具体章节看: 论文引言部分就两种叙事类型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界定,并对本论文的思路和写作目的进行概论。 第一章是对两种主要叙事类型进行理论探源:从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阐述和创作实践中,可以透视出他对小说属性的见解,即小说是一种工具理性。梁启超极端功利的文学观、创作观,成为20世纪文学从属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最早原型,尽管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存有欠缺,但他在理论与创作上都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源头;而王国维则鲜明地阐明了文艺非功利性的艺术主张,肯定了文学的独立价值,他的小说理念成为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二章主要论述中国现代小说宏大叙事类型的发展轨迹及其典型代表作家,在“五四”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觉醒期,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二者相互渗透,它们的界限是模糊的,但当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伦理主义过渡到历史主义时,宏大叙事的功利性特点更加凸显,20年代中期的革命文学思潮、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及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思潮都体现了宏大叙事的这种特点。由于对个体辩证观的遗忘,宏大叙事类型忽视了对个体的关注,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这造成了它的欠缺。鲁迅的启蒙小说、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和路翎的现代心理小说大都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