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基石,而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核心是对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1994年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完全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仍存在很多问题。2018年的“减税降费”使财政收入减少,事权与支出责任调整势在必行。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水平[22.48%,33.3%),下限较上限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更有利的已有研究,以西部省份为例,将大口径宏观税负约束至22.48%后相应调减财政支出,再对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研究调整,以期为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对策建议。在进行文献梳理与现状分析后,本文首先通过理论研究,对我国现有的事权清单进行梳理分析,以此构建新的事权清单,将事权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同事权三类,根据每一事权的属性明确各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执行主体,即中央承担中央事权对应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承担地方事权对应的支出责任、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按比例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其次,用西部十二个省份2007-2018年的支出数据来构建实证模型,通过对不同省份每一项事权已有的支出情况与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相关性研究,明确各省份中事权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的事项;最后,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约束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税负水平下,分别对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约束,对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的事权支出进行砍减,从而得出具体的调整方案。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思路创新。本文在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时,并不直接对事权与支出规模进行调整,而是先对支出规模进行约束,再调整事权与支出责任;二是研究视角创新。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为视角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更具促进作用;三是研究方法创新。不同于已有的理论研究或进行小口径宏观税负下的实证研究,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大口径宏观税负下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加全面地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四是研究对象创新。已有文献均是以全国、东部或者个别省份为研究对象,本文以西部省份为研究对象,填补西部地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