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与国内毒品问题的日趋严重,综合地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美国毒品问题和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论文选取美国大麻政策为个案,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宪政机制、国际视域和美国毒品政策的整体变迁四个层面给予多面相的考察,历史地“深描”政策的起源、演进和特征。 美国大麻经历了3个多世纪的合法化时代之后,20世纪初,美国西南部地区出于对大麻的恐惧,率先出台了地方性的管制大麻的立法,进而鼓动联邦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大麻的形象日渐被“妖魔化”,大麻问题亦山区域性问题上升为“全国性的威胁”。出于应对危机的需要,以联邦麻醉品局为首的联邦机构敦促国会颁布了《1937年大麻税法》,标志着大麻管制“联邦化”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大麻为了胜利”的考虑,联邦政府动员公众种植大麻,生产纤维,然而这种鼓励政策是与联邦麻醉品局严密的管理政策紧密结合的。随着战争的结束,联邦麻醉品局和其同盟者最终把工业大麻和医用大麻“去合法化”。联邦麻醉品局的管制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大麻管制升级为“完全禁止”。战后初期,联邦麻醉品局和其同盟者变换策略,将毒品政策、冷战与本土主义相结合,大麻政策随着麻醉品管制的强化而强化,滋生出大麻政策的“极端化”。 然而,物极必反。60年代初,“安斯林格时代”的终结为政策的调整提供了良机,而大麻使用者的日渐“资产阶级化”更为政策的弱化添加了催化剂,改革大麻政策势在必行。而福特政府提出的“去重视”政策和卡特政府公开宣称的“去刑罚化”政策,则进一步开创了大麻政策史上的“容忍年代”。可是,政策的弱化并不是解决大麻问题的良方,反而令问题进一步恶化,要求强化管制的家长运动随之兴起,加之联邦权力的更迭,这些力量的复合把美国社会带入了一个新保守时期,大麻政策由弱化转向强化,是为“新惩治时代”。 研究发现,美国大麻政策的变迁与管制理念的转换是诸多因素“合力”的作用,既包括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宪政机制内行为体的相互博弈与妥协,还包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