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开始,同性婚姻支持者开始推动同性婚姻问题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最高法院在同性婚姻合法进程中通过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废除了“反鸡奸法”,并赋予了同性伴侣在各州都享有婚姻权利。但也是在同性婚姻判决中,最高法院对实质正当程序条款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领域的适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同性婚姻判决,最高法院重新构建了一种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领域适用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分析方法。同性婚姻问题的特殊性、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结构中角色的变化以及“劳伦斯案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Texas)和“奥博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Hodges)判决的主笔者肯尼迪大法官的个人理念推动了这种新的分析方法的出现。这一经过重新构建的新分析方法在“奥博格费尔案”后依然发挥着影响,但也存在争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历史渊源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历史,分析了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概念。之后对实质正当程序条款在美国的适用历史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合众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Caroline Products Company)和“华盛顿州诉格拉茨伯格案”(Washington v.Glucksberg)的介绍,论述了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模式。在这一部分得出的观点是,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意义在于赋予法院对经合法程序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进行实质的合正义性审查的权力,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在转向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领域后,通过一系列先例判决形成了传统的分析模式。第二部分说明了同性婚姻问题在美国的情况,和同性婚姻支持者寻求司法方式完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原因。同时介绍了最高法院对“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的判决。这一部分的最终结论是,司法方式是但在传统的实质正当程序条款转向公民基本权利保护领域后形成的传统分析方式下,同性间权利很难得到宪法的保护。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劳伦斯案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Texas)的判决,最高法院在该案中通过对实质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废除了美国各州“反鸡奸法”的存在,该案的判决在分析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和保护法益上均与传统适用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本章得出的结论是,“劳伦斯案”中,最高法院已对传统的实质正当程序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适用方式进行了突破。第三章主要讨论了“奥博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Hodges)的判决,最高法院在该案中通过实质正当程序条款承认了同性伴侣在未完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缔结婚姻的权利。这一部分得出的结论是该案重新定义了传统实质正当程序适用方式的分析依据、完全改变了传统模式的“谨慎解释”原则、并引入了平等保护条款的分析方法进一步扩大了实质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的范围,完成了对实质正当程序条款适用方式的重构。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最高法院在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中完成对实质正当程序条款适用模式的原因和这种新模式的影响。同性婚姻问题自身的特殊性、美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肯尼迪大法官的个人理念是这种新模式得以诞生的原因。这种新模式也在“奥博格费尔案”后继续发挥影响,但随后保守主义重新在最高法院中占据主要影响力给这种新模式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