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将《随园诗话》置于审美伦理的视域下进行研究。袁枚的这部诗话内容丰富,包括评诗、录诗和记事；主旨明确,提倡性灵诗学；影响甚大,是中国传统诗话的经典之作。本文即以这部诗话作品的具体分析为重点,以性灵诗学的建构为中心,分别从艺术(诗)、社会、自然三个维度展开论述。第一章为“性灵至上”,是对性灵诗学基本内涵的揭示。袁枚提倡“性灵”(性情),要求情真意切、融理入情；主张诗人要注重诗的写作技巧,以人巧济“天籁”；倡导诗人在摹拟古人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并形成个人诗风。“诗写性情”“诗化如工”、“诗人之诗”三个观点的提出,凸显出袁枚对“性灵”这种审美精神的推崇。第二章为“风雅之怀”,是对性灵诗学社会性内涵的揭示。袁枚力倡“性灵”,反对诗分朝代、侈谈格调、考据入诗等不良风气,故对“神韵说”的代表人物王渔洋采取“不师不薄”的态度；而对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持反对态度。他主张“诗从心出”,坚持“真伦理”,反对“伪道德”,褒杜(甫)抑黄(庭坚)。并以诗为媒介,广交诗友、发掘诗才。力革诗弊,介入诗坛以建立诗学规范；彰显性灵,评点诗家以沟通诗学传统；传扬性灵,融入群体社会以成就诗学正义,这些方面无不体现出袁枚怀有一种独特的风雅意识。第三章为“皈依自然”,是从人生美学角度对性灵诗学内涵的揭示。袁枚提倡“性灵”,亦重“自然”,这体现在他以“趣”、“境”等范畴评诗。不仅如此,袁枚还将人生诗化,在随园中追求闲情适意的生活状态,在山水行游中寻找一方诗意的栖居地。这些方面表现出袁枚既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又有走出困境的超脱意愿。总的看,《随园诗话》体现出袁枚的文化人格中和谐的一面。他将“性灵”的审美精神注入到对诗、社会、人生的审视当中,并以至美的自然之境为最高的自我追求。这种伦理价值的彰显方式,得到一批现代文人作家的赞许,但从袁枚的时代和个人思想看则是一种矛盾和局限。以袁枚诗话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话,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意识,对当代人欲通过审美的途径达到生命的完满和精神的自由应当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