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后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申请了媒体禁言令（美国称为Gag Order，加拿大称为Publication Ban），法院应其申请发布禁令对媒体获取和报道案情相关内容进行了限制。在该禁令被撤销之前，相关当局均表示不会提供案件细节，也不会对事件作出评价。直至保释听证会上法官宣布撤销禁言令后，媒体才能披露部分法庭授权的文件。
　　作为英美法系对新闻自由进行事前限制的一种制度，媒体禁言令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当媒体报道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泄露国家秘密以及其他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形时，相关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媒体禁言令，法院根据一系列原则和标准判断是否发布禁令以及决定禁令的限制范围，从而限制媒体做出相关报道。
　　本文主要聚焦美国媒体报道司法中的禁言令，通过从历史纵向上研究与这一制度相关的经典判例，例如谢泼德诉马克斯韦尔案(Sheppard v.Maxwell)、内布拉斯加州新闻协会案(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Stuart)等，结合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考察美国对媒体报道司法的媒体禁言令制度演变，分析其背后的实施原则和价值体现，总结其制度演进规律。通过对判例的梳理和研究以及与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对比，观察到美国对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这两种价值的重视，以及为平衡两者间关系所做的努力。美国司法实践上曾允许法官通过对媒体发布禁言令来禁止媒体发表偏见性审前报道，从而达到保障陪审团中立性的目的。然而，媒体禁言令的适用又会伤害新闻自由，联邦最高法院在1976年通过判决宣告媒体禁言令制度违宪应予废除，如果要对媒体实施事前限制则必须完成沉重的举证责任并满足严格的审查标准，导致此后法官很难作出合宪的媒体禁言令。之后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多依靠完善陪审员挑选程序、限制诉讼参与人庭外言论、延期审理和异地审理、封存信息和封闭法院等替代性措施，来防范或减少媒体对未决案件报道带来的影响。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网络媒体对司法产生更大的影响，传统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美国选择了媒体与司法走向合作，除了坚持传统的防范程序和措施外，依靠媒体自律和司法公开，并且为媒体在司法报道受到限制后的权利救济留出了规范途径，以充分保障新闻自由。
　　尽管中美属于不同法系国家，媒体与司法如何在实现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标下实现平衡成为世界性问题。本文对美国法上的媒体禁言令进行专题研究，对美国司法实践中禁言令的适用目的、标准和原则等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网络时代媒体和司法关系面临的新问题以及美国司法应对媒体影响建立的新制度进行研究，能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思考和探索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平衡的理论资源，可望为我国完善媒体与司法关系、明确媒体报道司法的尺度和规则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