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起于日常书写,本是一种记录文字,在西晋时作为誊抄文件副本的专用书体,后来也用于尺牍书信,然而到了唐代它却作为一种纪念文字加入了书碑的行列,其始作俑者便是唐太宗。然而将太宗的传世碑刻《晋祠铭》、《温泉铭》与其手札《两度帖》相比不难看出太宗的手扎与碑刻采用的是同一种书写方式,即二王体系手札行书的书写方式。太宗虽然是第一个用行书书碑的书家,但是显然他并没有找到一种与石碑材质和形制相契合的书写方式,而真正把行书与富有庙堂气的碑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书家当为李邕,他对行书大胆变革,开拓了行书的纪念性功能,最终使得他成为行书入碑的代表性人物。本文通过详细对比李邕行书碑刻与《集王羲之圣教序》相同字之间的关联,试图证明他是在取法《集王羲之圣教序》基础上,上溯中原古法,对行书笔法、字法、章法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合碑石巨制,他的碑体行书应运而生,行书“入”碑完成了行书从记录性功能向纪念性功能的拓展和转化。李邕行书入碑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从早期的《叶有道碑》到中期的《李思训碑》再到晚期的《麓山寺碑》的探索才得以完成,后世基本效法李邕所形成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