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实就是一个追求自主性及自主性不断增加的过程。自主性概念既可以用来表示一种状态,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过程。一方面,自主性是描述个体摆脱外部强迫而达到自我管理和自我作主的状态。另一方面,自主性是主体不断突破外部环境的束缚,实现自己充分发展的过程。随着个人自主性的不断增加,社会的自主性也在不断成长。社会自主性可以理解为社会各类主体追求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自主发展与自主治理状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判断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状况:第一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是否具有较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第二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否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第三个层面是指各种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是否能够实现自主治理。中国社会的自主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变革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开放解除了束缚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阻碍因素,推动了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但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没有脱离政党—国家体制的场景。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党—国家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整个体制的核心并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社会领导者的角色没有变。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调适性的变革。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社会成员层面。人们从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自主发展的机会,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主体。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流动频繁,阶层分化急剧。民众的权利意识生成,个人主义兴起,思想观念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次,在社会组织层面。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类型日益繁多。各种草根组织纷纷出现,成为活跃在社会底层的重要主体。同时,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也在提高,这一点即使在官办社会组织身上也表现出来。最后,在社会参与层面。民众以权利为出发点,以利益为目标,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参与到公共活动中。人们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从而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网络参与的兴起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广泛的变革。首先,党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使自己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次,党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民众的呼声,承认和肯定社会领域的新发展。包括不断促进公民权利的发展,大力建设民生政治,引导社会参与。执政党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以引导人们自主性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自主性成长的同时将之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内。最后,党并不只是被动地应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而是主动地规划社会的发展,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执政党加强社会的整合,着力推进基层党建,努力使政党减少官僚化色彩,回归社会之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整合分散的、多样化的民众,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努力建构共识,以凝聚起全社会成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同时,面对着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执政党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推动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双重管理模式,从而构建起一套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监管活动中,党政部门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自主性的成长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随着社会组织实力的增强,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此,执政党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所具有功能和作用,而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了管理体制的创新实践。总的来看,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管理和规划都是现代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有社会自主性,社会不仅缺乏活力,而且不可能形成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没有执政党的干预、管理和规划,则社会自主性自身的缺陷不能克服,社会的稳定与共识也很难达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