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孟子对性善的论证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焦循既是一位思想家,同时又以疏释《孟子》著称,他的人性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孟子在人性方面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受到清代以来中国思想自身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戴震思想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焦循人性论在儒学人性论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然而,学界对焦循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学思想与《孟子正义》的诠释方法等方面,对其人性思想缺乏系统的梳理。因此,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梳理焦循对人性善的论证,即人有“四端”故性善,人能知故性善,人“可引”“能移”故性善,人可“旁通”故性善。本文意在通过梳理焦循的人性思想,分析焦循人性论的诠释特色及其历史定位。焦循深受家族数世学《易》传统的影响,他在疏释《孟子》时,既要坚持从《易》之变通的核心思想来理解周孔之道,又要坚持孔孟一体的传统认识,这就促使焦循将变通的观点融于对《孟子》的诠释之中,并形成了“以易释孟”的人性论诠释特色。在《易》之变通思想的影响下,焦循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他在诠释孟子“性善论”时不仅融入了荀子的教化思想,甚至将荀子论证人性恶的内容用来论证孟子之“性善”,此即是“化荀归孟”。因焦循的人性思想既融入了变通思想,又继承了荀学与戴学,故其人性论必然是经验性的而非先验性的,这也是焦循人性论与孟子人性论的根本不同之处。基于此,焦循还对宋明理学中“理”的超越义予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