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一个牵动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影响因素中的关键变量。本文在阐述了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两者概念的基础上展开了两者关系的研究分析。经济聚集亦称聚集经济效益,是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的效益,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与动力,是一种通过获得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系统力量。而所谓的人口聚集是指人口由空间上的分散到集中、稀疏到密集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人口的聚集包括有两大效益——人口规模效益与人口密度效益,从形式上看,人口聚集虽然是区域人口力度的加大,但却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之前,本文提出了需阐明的三个前提观点：第一,主张人口聚集必须是在人口总量适度的条件下,而非总量过渡条件下的人口聚集。即肯定人口聚集对城市经济发展所能够产生的促进作用,但并不表示人口数量越多越好,并认为最佳的人口聚集是在人口适度条件下的人口聚集,因为当人口总量适度时,资源环境才能持续提供经济发展的助力,社会经济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第二,适度的人口聚集并不意味着人口密度越大越好,也不是人口聚集程度越高越好。正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在适当的人口密度下实现的,而过高的人’口密度只能产生负的人口聚集效应。第三,我们认为人口的聚集效应与社会水平发展相适应,主张通过经济的实际增长和社会的实际发展来实现人口的聚集,使人口的聚集具备实质性的内容,对社会经济真正能够起到推动和带动作用,而非利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性的人口聚集。本文采用的是成都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的经济数据对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关系进行探究,因此,在了解了成都市基本的经济产业和人口构成的基础上,对成都市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偏离度进行了估算。接着,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考虑舒克拉(V. Shukla,1984)经济聚集函数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聚集的函数形式,再通过对数化处理并将总产出转换为人均产出之后得到本文所使用的估计模型。基于成都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成都市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之间的关系。以成都各区县的人口与经济相关数据构建回归方程,得出成都各区县的经济聚集程度,借此来验证成都市三大圈层的划分。接着再对成都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得出成都市经济聚集程度和人口聚集程度与其他城市的差异,进而验证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的关系,并进一步的深入到产业结构的层面对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在促进城市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注重城市功能与效率的充分发挥。适合于某个或某类城市的规模也许并不适合于其他城市,在某一时期的某个最优规模可能并非未来的最优城市规模,换一个说法就是,虽然理论上存在着最优城市规模,但这个最优规模是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的,即表现出最优规模的动态性。虽然现有的理论研究都证明了聚集经济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基于国别数据与国家内部数据的经验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而且,基于中国数据的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两者之间关系分析的研究并不多,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本文讨论的经济聚集模型只是一个简化后的聚集模型,显然并不能包括城市经济特征的全部,在模型中,我们仅采用人口密度来代表人口聚集程度,用非农人均产出来表示经济聚集水平,但现实城市中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更成熟的模型应包含更多的因素。本文既有基于描述统计方法的研究,也有通过数据拟合来得到经济聚集与人口密度之间相关系数的估算。研究表明,以成都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数据以及成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推算,按常住人口计,2010年成都市的成都市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偏离度指数值为0.36,即成都市的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处在较为协调的一个水平上。其中,成都市人口密度分布表现为圈层之间的差异,呈现内密外疏状。将成都市各区县自2006年至2010年的人口规模发展的趋势及各地的非农产值的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知道,人口规模和该地区对应的非农产值大体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即在成都市的各区县中,人口规模愈大的地方,非农产值的比例也愈高。人口密度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较大,成都市人口密度与地区生产总值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从而可以得出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这样一个推断,它们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即人口聚集可以推动经济聚集,经济聚集反作用于人口聚集,从而形成了聚集经济。在我们采用了人口密度数据作为衡量人口聚集的一项重要指标构建了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之间关系的方程之后,得到的结果显示,人口密度的对数项作为自变量之一所对应的系数b1为2.3565,正好验证了我们的之前推断,即一定程度的人口聚集对经济聚集有正向推动作用,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方程中二次项的系数b2所代表的意义——二项系数为负,说明人口聚集对经济聚集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临界值,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味的提高人口聚集程度就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经济聚集,当人口聚集对经济聚集的促进作用达到最高点之后,再推进人口聚集就不能有效的提高经济聚集水平,甚至会导致经济聚集效益的下降。这也正好验证了我们对城市规模所应该具备适度的人口规模的猜想,只有将人口密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对城市经济起促进作用,这一观点与现实中的状况也是相符合的。同时这一结论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启示,即超大规模的城市虽然可以更多的吸纳人口获得各种人口效益,但当城市超负荷的承载过多人口时,这种人口效益对城市经济的提升存在局限性,有可能产生诸多的环境、交通、治安等负的外部性方面的问题使得经济聚集效益不增反降。通过本文所构建的人口密度与经济聚集水平之间关系的方程我们可以估算出成都市各区县的经济聚集程度。从得到的结果来看,经济聚集程度排名前5位的都属于成都市的中心城区,且经济聚集水平值都在15000以上,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按经济聚集水平进行排序的结果恰好与成都市三圈层的分布是一致的,第二圈层的6个区县所对应的经济聚集水平的值在12000至15000之间,第三圈层的8个区县经济聚集水平则较低。这个结果也正好验证了我们所认为的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之间的关系。由于成都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聚集程度较高,因而其经济聚集水平也就相应的更高。二、三圈层因为人口密度较低,经济聚集水平也相应的较低。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因为中心城区较之二、三圈层来说,经济聚集的程度更高,经济更为发达,所以能够更多的吸引人口的涌入,进而拥有更高的人口聚集力量。在文章接下来与在成都市与我国其他副省级城市的横向对比中,人均GDP与人口密度呈现的对应关系不太明显,基本是人口密度愈大,人均GDP愈高的概率也相对大一些,至少不是相反的关系。从成都市与我国其他副省级城市各项经济与人口数据的排序对比中我们可以知道,各城市按照经济聚集水平和按照人口密度得出的排名几乎是一致的,这也证实了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是正相关的一种关系,当人口聚集程度越高时,经济聚集的水平也就更高。从常住人口数量与经济聚集水平两者排名顺序的比对来看,并不存在很明显的对应关系,即证明了人口规模越大,并不一定代表所能产生的人口效益就能带来更高的经济聚集水平,这其中还要考虑到地域和区位的因素,采用考虑了地理面积之后的人口密度这一指标,能更好的对应经济聚集的发展程度。从经济聚集水平和人均GDP两栏的比对来看,二者的排名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就解释了我们在之前的模型中为何不采用人均GDP而采用的是非农人均产值作为因变量。因为在考察经济聚集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于城市。由于城市产业布局不同于农村,更多的产业形式为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能产生更强的入口吸纳作用,对人口聚集的召唤力量更为突出,再加上由于城市土地等地理资源分配的有限性,不可能将大量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结合现实的情况来分析,我们在研究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时,采用的是不包含农业方面数据的非农产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大城市的经济聚集水平和该地区的GDP、人均GDP的排名存在差别,并不都是一致的。从本文的结论来看,成都市总体上已实现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就业结构,与我国部分副省级城市相比,成都市非农业人口比重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化水平上升空间还很大。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不断优化,各行业从业人员结构分布较为均衡,总体上已实现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就业结构。在成都就业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各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却仍有待提高。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聚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人口增长态势,合理布局人口发展,做好人口的管理工作,同时促进产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优化。由文中的结论可以得出一些成都市在城市建设中的启发：1.合理布局三个圈层的人口规模,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2.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积极扩大就业；3.通过政策支持,构建开放的人才交流合作格局：4.完善人才资源保障措施,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