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整是我国200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新引入的制度,专章规定在和解和清算之前,凸显了新破产法再建主义的立法宗旨。但是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重整制度除用于上市公司保壳外,程序实际使用占比一直较低。直至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该制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有很好的效果,程序运用至此呈现勃兴之势。但是,无论是各级法院发布的重整典型案例,还是笔者亲身参与的重整案件,均以公共利益维护作为宣传重点和程序正当性的依据,作为占比最大的金融债权之保护却常常退居最末。在金融债权保护不容乐观的同时,自2013年起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攀升,至2017年底已逼近1.74%,五年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净增1.2万亿元。商业银行债权利益的实现是维护金融安全稳定、遏止信用危机、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核心环节。如金融债权保护一再落空,势必加剧不良资产恶化,诱发金融市场动荡。因此,当前破产重整立法及实务应重新审视金融债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本文从重整制度的价值取向出发,结合金融债权实现难的突出问题,分析重整中金融债权保护不力的原因,寻求完善的立法模式和合理的救济路径。文章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重整制度和金融债权保护的概述。首先是对重整制度的概述,主要是对其概念和价值取向做了简单介绍,明确了重整制度固然考虑社会整体利益,但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仍具有根本性。其次是对金融债权保护的概述,从概念和特征两个方面揭示金融债权只享受一般债权保护。最后从重整程序的利益平衡和金融安全的重大意义两方面阐述了重整中金融债权保护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即我国重整实践中金融债权保护的困境,并总结了与金融机构密切相关的四个突出问题,分别是担保债权限制与救济不对等、公力干预限制债权人意思自治、债权人知情监督权缺少信息机制保障、金融机构债委会未形成拯救合力。第三部分是对域外重整制度中债权保护规定进行归纳总结,主要以美国、日本、英国破产法为例。美国破产法是当前破产法研究中最为先进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其充分保护理念、重整计划表决规则、信息披露制度、预重整程序,均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我国重整制度中金融债权保护的完善建议。该部分是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建议:将重整能力纳入重整启动要件,严控重整入口;明确担保债权限制规则,完善担保债权救济途径;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明确信息披露主体、内容和责任追究;尝试引入预重整程序,提高银行对重整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