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改革之核心的课程改革同时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它在世界各地产生着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考量。而现行课程改革研究多遵循的是“工艺学模式”,较多地考虑要如何提高改革的效率而忽略了为何要如此改革的原发性问题,对课程改革的审视“内倾”有余而“外审”不足,而这必定难以全面把握课程改革的整体性特征。当今社会,课程改革正日益成为国家层面的行动,探寻改革所蕴含的政治取向及政治意图应是课程改革研究的题中之义,而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把握需要借助政治学的理论视角,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性对课程改革各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进行全景审视和深刻剖析,这正是本研究的焦点所在。研究遵循着课程改革的基本逻辑,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课程改革各个阶段、各个层面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并以“权力与控制”为主线穿插于研究之始终,从政治学来看,课程改革的每个阶段都体现出权力运作与政治控制的政治性特征。研究主要分为五章,从政治学视角分别探讨了课程改革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政治性特征：第一章探讨了课程改革启动的多样动因及其政治集中性特点。从宏观来看,诱发课程改革的动因主要有三：其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及其需求呼唤课程领域的主动适应,而课程改革的本质即是利益的分配与重新分配,改革因此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市场化导向及利益倾向；其二,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的价值取向影响教育改革的观念选择,文化的撞击与冲突诱发教育改革的发生,而知识观的转变则直接引导着课程改革重心的确定；其三,政治的变革。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影响着课程改革的背景认知,政治因素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强势介入改革,从而使得课程改革尤为凸显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政治目标,而且许多政治人物还直接干预改革,试图以此达成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综合来看,经济的要求只有转化为统治阶级的变革意识并借助政治权力方能实现,而文化观念的浸淫则是现代政治“宏大叙事”隐退或转型的合法化方式,课程改革的启动因此表现出政治集中性的特点。第二章论证了课程改革目标确立中的冲突与妥协。改革目标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各方力量相互较量、不断冲突而又伴随着妥协的过程,从政治学来看,冲突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妥协则是解决冲突的基本手段。具体来说,课程改革目标确立中的冲突与妥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利益和权力的冲突与妥协,国家与利益集团、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属于此类；二是文化的冲突,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冲突与妥协三种。而冲突与妥协的存在并不能改变改革目标的国家主义性质,课程改革目标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民族主义情结以及功利主义动机诠释了其国家主义倾向,这一种倾向既有合法性的一面,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偏执性。第三章分析了课程改革方案制定主体的权力分配问题。在课程改革中,改革方案由谁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比方案内容更具决定性意义。改革方案制定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他们分别享有不同的课程权力,对改革方案的制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一是行政主体,他是代表国家的课程权力掌控者,主要由教育行政机关、官方智囊团以及政府官员构成,行政主体的个体选择直接影响着改革方案的制定,其行为的规约则有助于促进改革方案合法性的形成；二是社会主体,他是公众利益的诉求者及国家权力的制衡者,主要由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知识分子、家长群体以及学生群体组成,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社会主体与行政主体由于其利益倾向的差异既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又相互制衡；三是专业主体,他是课程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主要由教育研究机构、教育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组成,不同的专业主体在行使其课程权力时均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只有三类主体相互制衡,互相监督,才能促进课程改革方案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公正的实现。第四章审视了课程改革中教育内容重组的合法性问题。斯宾塞认为,课程是经过组织的教育内容,因此,课程最核心的因素是教育内容,课程改革的过程即是教育内容重组的过程。教育内容的重组涉及教育内容选择、教育内容组织以及教育内容表达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着课程知识、课程结构以及教科书这三个主要的问题,研究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从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解构了课程知识、课程结构以及教科书的合法性,并对课程改革中三者变革的政治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第五章讨论了课程改革中的课程实施及其调控中的政治控制及政治社会化问题。课程改革的落实最终要在课程实施中体现,而课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定的调控,课程改革的各类问题也因此在课程实施及其调控中聚焦。从政治学视角看,课程实施是在政治控制中完成的,课程实施中的政治控制主要表现在课程实施取向及课程实施的具体过程中；课程实施调控与国家的政治社会化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调控的标准、调控的目的以及调控的主体所表现出的政治性特征均指向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在特定权力的控制下,课程改革中的课程实施走向了形式主义,课程实施调控的公平性也难以保障,而这也可视作被控制者反控制或抵制权力控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