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仅影响着国内的政治认同，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表面上看是弱化了，但并没有消失，反而以不同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西方文化扩张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国际政治的现实和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都要求对冷战后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语境中，意识形态是指以国家或利益集团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并被赋予国家（或民族）政治历史使命感和利益归属性的价值观念、思想学说、伦理道德的一系列信念体系和相关准则的有机综合体。政治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潜移默化地指导着他们的思维和行动。而国家利益有时则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出现。冷战爆发的表面原因和冷战的突出特征是意识形态对抗，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争夺地缘政治优势，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夺霸权的斗争，意识形态在冷战中是双方斗争的思想武器。“历史终结论”以冷战的结束而宣告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结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其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体现了西方中心论和冷战思维的延续。　　冷战后，国家间意识形态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弱化了。冷战后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突出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提出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但是，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体系也一直在指导着国家的外交行为，其本身不可能真正淡化或消失。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相互依存和合作的态势以及文化的交流，虽然消解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现象，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可能淡化其意识形态。冷战后西方一些政治家、学者和大众媒介等所使用的隐性意识形态语言，非政府组织、经济因素、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等参与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形式，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话语霸权，都昭示着意识形态冲突只是表面的“淡化”而实际上并未终结的事实。　　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主、人权、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上。西方认为它们的民主模式具有普世性，普选式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中国认为民主模式多种多样，普选式民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推进民主进程。关注人权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但人权却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实质上是一种霸权理论。美国的人权外交自卡特政府以来一直在延续，虽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其霸权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是不言而喻和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凸显时会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产生负面作用。中美民族主义各具特色，但美国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追求世界领导者的诉求和为自己寻找潜在敌人的行为，使美国采用“先发制人”和推动他国政权更迭的方式以消灭其潜在敌人。宗教在冷战后出现了回归国际舞台的现象，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不断增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现象的反映。宗教的意识形态性使它成为方便利用的工具。美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宗教也成为恐怖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政治工具。　　价值观传播是冷战后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内容。西方凭借其军事和经济硬实力进行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势对外渗透。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是美国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内容，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西方的意识形态传播不仅采用和平与隐形的方式，也采用强迫的热战形式。东方价值观在冷战后以文化产品与文化外交的形式在进行着温和的传播。韩国和日本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强大的硬实力做后盾加上高科技技术的绝对优势，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掌握着主动权和控制权。它们利用文化交流、大众媒体和互联网进行着意识形态的隐形渗透，试图使人们在学术交流、出国学习和休闲娱乐等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认同西方文化。　　面对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形势，中国需要应对挑战和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保护体系。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整合和拓宽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是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策略的基础。积极推出国家形象，努力消解“中国威胁论”，是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策略的国际环境保证。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利用“汉语考试”、“孔子学院”、“文化节”和外国留学生等多种渠道对外传扬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传播中国和谐理念与和谐世界的价值观是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策略的重要举措。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通过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达到中国公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实践战略。　　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跨学科的方法、文献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冷战后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认为冷战后虽然人们有淡化意识形态的期待，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决不会淡化其意识形态的，美国的历史传统、救世主心态、榜样心态、国家利益追求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了美国不会淡化其意识形态，有时甚至会出现意识形态冲突激化的现象。同时揭示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进行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和广泛的意识形态渗透，尤其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一直没有停止，和平演变战略一直在进行的事实。此外还提出，东方价值观的温和传播也同样影响着中国公众价值观的认同。据此提出的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策略思考，将有益于国家对意识形态安全主动权的掌控，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