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资本外逃的不利影响是一致认同的，资本外逃加剧了国内投融资资源的不可得性，制约了经济增长，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货币政策的混乱和无效，成为一个严重的政策问题。目前学术研究争论的焦点在于资本外逃的规模和决定因素的估测。　　本文力图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宏观背景下，清晰界定中国资本外逃的定义;通过对资本来源与运用项的细分，较为准确的计算资本外逃规模;在此基础上选取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在排除多重共线性和序列自相关等影响的前提下，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对中国资本外逃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变量。　　在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背景下，2002年以来，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和升值预期，境外套利和投机资本以各种形式流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还存在资本的外逃现象？本文的测算和分析指出了我国依然存在资本外逃现象，只是数额大幅下降。这说明中国资本外逃并非由汇率因素单一决定。多种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将共同决定我国"热钱涌入"和"内资外逃"现象共存。　　第一章是理论回顾和分析框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福利损失理论、避险与投机理论、规避管制理论、违背契约理论、不对称风险理论。理论回顾表明，各个时期出现的资本外逃资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约束条件和时代背景，反映了当时资本外逃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在一国特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下，这种资本外流是一种非正常或非法的资本流动，这种共性对研究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章详细设定了分析框架。　　第二章是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　　第一节，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必须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首先，中国的资本外逃不能等同于资本外流，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中国的资本外逃是相对于特定的制度约束和资本项目管制而言的，一部分资本通过合法的形式进行外逃;再次，中国的资本外逃可以理解为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考虑到以上因素，将中国资本外逃定义为:超出政府控制范围的，一国私人部门为实现资产的盈利性、安全性、保密性的平衡而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非正常资本流动。定义较好的结合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说明了资本外逃是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是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　　第二节是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方法和思路。鉴于直接确定资本外逃规模较为困难，根据中国资本外逃的定义，整体测算思路是:资本外逃额=资本来源项-资本运用项+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额。　　第三节是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根据测算思路和步骤，将资本来源项目和资本运用项目进行细分;然后以我国各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测算起点，将资本来源和资本运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避免统计口径不同所产生的误差和重复计算;最后加上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额，得到总的中国资本外逃额。本节对测算结果做了分析，说明了中国资本外逃呈现阶段性特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和经济周期的关系、以及在较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同时，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快速增长。　　第三章是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及计量分析。本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第一节确定了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影响因素。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并结合中国资本外逃的定义，可以将主要影响因素划分为两大类: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　　第二节考虑到模型的实用性，选取经典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因变量是中国1982-2002各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解释变量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财政赤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通胀率、利率差异、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外贸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以及汇率高估和政治金融风险。　　在采用向后剔除变量回归方法的同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得到的回归方程为:CF=-59.952-20.212INFL+1.116FDI+252.279EXHE+103.024RISK　　回归方程排除了多重共线性及序列自相关等问题，整体显著，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回归方程表明，对于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依次为:本币高估(EXHE)、政治金融风险(RISK)、外国直接投资(FDI)和通货膨胀率(INFL)。随后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经济解释。　　第三节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第一，有关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将发生变化，其中制度性变化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统一、资本项目的改革和外汇管制放松的影响、私人产权得到法律保护带来的影响;然后分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对资本外逃的影响;第三，"纯粹性"资本外逃和"过渡性"资本外逃仍将并存;第四，资本外逃规模将有所下降。　　第四章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资本外逃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的，一国私人部门为实现资产的收益性、安全性、保密性的平衡而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非正常资本流动;资本外逃具有阶段性特点，但不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本币高估、政治金融风险、通货膨胀和外国直接投资。其中，通货膨胀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不同于一般经济理论，通货膨胀起到了抑制中国资本外逃的作用。这和杨海珍、罗永立(2002)、杨胜刚(2003)等学者的分析是一致的。诸如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经济增长率、国内外利率差异、外贸额占GDP比重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制度性变量可能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建立计量模型时，所选取的制度性变量较少，诸如内外资的差别待遇政策、产权制度不健全、腐败因素等没有量化纳入模型;第二，在模型的选取方面，更复杂的动态计量模型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会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