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因其刻意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实验和题材内容的现代性、都市性独树一帜(1),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2),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为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3)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中写道:“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而没有都市诗人。”(4)古老中国的文学多是家国情怀的主流话语,山水田园的归隐情节,以及花前月下纤细而精致的感情,真正将笔墨触及都市题材的少之又少。新感觉派不仅找到了适合都市书写的手法,更深入都市内部,体验并展示了都市真正的内涵,使“中国不仅有了都市,而且有了都市文学”。新感觉派作家操着“怪、新、奇”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文化图景,他们从民族启蒙的“庞大”话语中抽身而去,转而关注都市人生“微小”的内心世界,用独特的现代性手法展示了都市人身上由现代与传统、摩登和保守、都市与乡土碰撞所导致的困惑和焦虑。尽管这三位作家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他们具备共同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都市书写的研究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空间研究的转向而产生了新的生长点。当我们将目光置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物包围人”的上海都市时,摩登消费的都市文化气息不仅造就了现代市民阶层,其具象化的商业街区、电影院、百货公司等消费空间更催生了其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上海第一次以物质现代性想象的形式进入到新感觉派文学书写的世界。在“欲望已有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在写作中畅行无阻”(5)的当下,回顾当时风气先开的上海,正是混杂、流动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现代都市男女生命热忱发挥的可能,也促成了新感觉派对于性爱现代性的思考,性爱领域得以成为管窥都市人个性、个体、家庭种种问题的原点。尽管新感觉派是以描绘五光十“色”的都市空间而见长,但是自其诞生之日起,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乡土与都市的矛盾就一直伴随着它,在新感觉派的都市书写中,代表现代文明的“显性”的上海都市周围一直对照存在着一个代表传统农业文明的“隐性”的乡村社会,乡村空间常常呈现出牧歌情调而被都市人视为“灵魂息壤”之所在,但随着都市文明的侵入,传统文明本身所存在的卑劣精神的被揭示,田园牧歌被证明也只是一种幻想。都市的摩登并不仅仅在于有着现代化的建筑和面貌,更在于它内在的现代精神,而这些精神则主要是由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致力于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性”在上海发生发展的新感觉派,还着力于记录都市人在现代社会诸多压力下产生的“现在时”体验,他们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都市中生活的人。如果深受都市文明浸染,具有感性欲望的“都市尤物”是城市光影外表的话,那么“无家可归”的人则是城市厚重的内里,这种都市特有的感受拖着每一个热闹场里的人“跑得筋疲力尽,最后颓然倒闭在急行列车的路上”(1)。相比穆、刘二人而言,施蛰存多将目光投向陋室里弄,无限情感与笔墨观照来自于乡镇的异乡人,探究他们在到达大都市后的生存困境及精神困惑,展示这些异乡人身上乡土意识与都会意识的失调和撞击,最终揭示出在“明日的都市”和“昨日的故乡”中,感受到的双重“他者”、“异己”感,才是今日的异乡人们真正压抑的状态。新感觉派都市书写中对于现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的观照,直接反映了作家对于现代人的人本主义关怀。就新感觉派接受现代主义的视野和影响来看,将流派置于颓废主义影响的大背景中进行认识,更有利于理解新感觉派体现出来的审美现代性的艺术品格。颓废主义鄙弃绝对的肯定艺术,以“否定性激情”向现代派的审美风格靠拢,颓废主义在内涵上呈现出相对性特点:一方面出于对进步观念、物质世界的迷恋,表现为“物质性颓废主义”;另一方面,在高度繁荣的物质性满足后,产生出的失落感、异化感以及对都市文明抱否定性情绪,表现为“精神性颓废主义”。正是这种丰富驳杂而非单一纯然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价值判断,使新感觉派作家在接受并最终转化为小说创作时,呈现出一种“颓废”风格。颓废主义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注重“刹那”的生命感悟,从否定性维度出发,直面人性和生活中晦暗真实的一面,对忧郁、痛苦、神秘、偶然等现代质素的重视,不仅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内容,也为新感觉派审美艺术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启示。本论文立足于对新感觉派叙事文本的细致解读,从现代多元都市空间的营造,摩登压抑都市人的刻画以及都市书写中“颓废”风格的体现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还原新感觉派文学发生的现场,通过对都市景观和都市人生的双重观照,透析人与城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期对新感觉派都市书写丰富性内涵和现代性审美意识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