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世纪,中国进入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大量人口流动和频繁的中外交流,极大开阔了时人的视野。也正是这个原因,相关地理记述开始大量出现。除州郡地志外,还有数种涉及今日南亚、东南亚地区,即本文所指称的南海地理书。这类文献依作者的身份可分为两类:一为使臣行记;二为佛教行记。它们都是时人观察域外的产物。同时也由于观察者身份的差异以及知识构成的不同,两类文献的内容、观念也大相径庭。使臣行记描述的域外世界是较为真实可信的。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幻想式”的记述模式,但仍未能摆脱华夏中心观的影响。华夏中心观还成为使臣们观察域外的“滤镜”。透过这个滤镜,那些与华夏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被有意识地放大了。而其目的即在于解释和捍卫华夏文化的中心地位,以证明所谓的“夷夏秩序”,进而寻求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但与之完全不同的是佛教行记。佛教行记侧重于记述作者本人的巡礼经历,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对天竺佛国的心理认同,以及视天竺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两类截然不同的记述在整个3—6世纪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哪怕其间产生了诸多激烈的争论。但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大型类书的编纂,这两种知识体系被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其整合的方式,就是官修正史中“四夷”书写的标准模式,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不仅是三教圆融导致的知识界线的消泯,更是对异域的全新塑造,而塑造的结果则是一个虚实交加的域外世界。在这个观念世界中,华夏式的天下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南海地理书的撰写贯穿了整个3—6世纪,但主要集中在三国至刘宋之世。其中,使臣行记大致有5种,其余均14种为佛教行记。这些地理书除《法显传》外已全部亡佚,其亡佚的时间大都在唐宋时期,重要原因是唐宋时期大型类书的编纂。而这也为之后的辑佚工作创造了条件。最早对魏晋南北朝南海地理书展开辑佚的当为陶宗仪,其后有陈运溶、向达、岑仲勉、许云樵、刘纬毅、陈连庆、李德辉等学者。但诸位先生的辑佚各有侧重,均未能涵盖今日可见的所有南海地理书。比较诸家辑本,当以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为优。盖二人不仅有文字的摘录,还有相应的分类与校勘,并标注了文献来源。此外,许云樵辑撰的《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校》也很有特色。除了有文字校勘外,还有相应地名的考释。但应该说明的是,对于个别的地理书(如《林邑记》)依然存在失辑的现象,各家辑本的部分文字也存在错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