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经济产业的商品和服务有较高的附加值,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规模和份额日益增长,有助于改善我国出口结构,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区位上移。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不仅加深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数字基建、数字技术和产业的合作,扩大中国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还为缩小区域内“数字鸿沟”,共建数字网络共同体和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创造机遇。本文从数字经济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与16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对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2011-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让沿线国数字经济取得长足进步,还缓解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数字鸿沟”仍然存在。早年固定和移动宽带普及、互联网接入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近年转变为科研成果、带宽速度和安全服务器数量,可见技术创新和新基建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的中坚力量。此外,本文建立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沿线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出口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针对性地进行国别和产品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相关产业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的一级指标中,政府治理、技术创新、宏观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成本和沿线国市场需求的中介效应系数依次递减,文化距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中国应该完善数字“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和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和基建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