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持续的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市场动荡、借贷资金枯竭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并通过很多种渠道传导到周边和与之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造成区域性和全局性的经济和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货币资产、汇率、国际收支、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恶化。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的信用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向银行抵押预期收益;银行再把贷款转让给证券公司;之后证券公司打包成抵押债券,大量向投资者发行;金融机构再向投资者提供诸多避险工具;然后避险工具再打包发行,最后形成违约掉期交易。这一连串的买卖完全是建立在未来的预期收益的基础之上,而没有实际资产做基础。如果达到预期收益,那就没有风险。如果预期收益是不存在的或者未达到预期的数量,那信用资产就纯粹是泡沫。美国金融衍生品具有的两大特点是银行作为信用风险承担者的比例不断上升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发行者的短期套利意图越发明显。这两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信用衍生品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就明显起了放大器的作用,不但在美国国内市场加剧了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危机的程度,还使债市的风险蔓延到了股市和商品市场,将美国本土的信用风险扩大到了世界范围。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美国实体经济的日益萎靡,而虚拟经济却日益壮大,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在美国,高度的证券化和资本化,致使虚拟资本的日益庞大并存在于实物资本之外,背离了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当虚拟经济背离了实体经济到一定程度而市场无法调节时,就容易形成泡沫而引发危机。伴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的衰弱,美国的虚拟经济却在加速发展。债券、期货、股票、外汇、房地产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等逐渐成为美国人创造新的货币财富的重要工具。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已经出现严重失衡的趋势。通过经常项目贸易逆差和资本项目贸易顺差,美国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方式,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美元的回流依赖于境外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一旦失去这个信心,美元的回流就要中断,美国的经济运行也将被迫中断,从而导致虚拟资产泡沫的破裂而引发经济危机。而全球经济的逐渐失衡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应从国际货币体系深入考察。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角色,也就是不再需要履行稳定其价值的义务了,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各国仍然需要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矛盾。美国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进口金融产品和基础消费品,形成巨额经常性项目逆差;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金融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进口基础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口金融产品并向后者出口消费品,形成持续的顺差。而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使美国不得不发展和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以回收美元,从而形成美国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由此,全球的经济失衡难以避免,而全球经济的失衡又使得金融危机成为必然的趋势。总而言之,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开启了全球金融创新的大门,同时也带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证券化和高杠杆化,并导致了当今金融市场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工具琳琅满目的局面,以及由此导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结合而造成,包括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等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美元发行机制的改变所引发世界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并导致的全球贸易的严重失衡和国际金融风险的急剧膨胀。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多是表现在实体经济上,而不是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其中,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滑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全球经济的衰退,尤其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衰退,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而中国经济的内部需求一直不足,这样,实体经济出现一定的滑坡也成为必然的趋势。中国的传统消费观念本来就较为保守,由于全球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居民的消费观更趋保守,这就给本来就外需不足、内需堪忧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进一步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模式失衡是金融危机广泛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拉动,国内消费这第三辆马车迟迟不能踏上拉动经济发展的正轨,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过度投资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失衡。因此,中国要坚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策略,通过实行各种改革措施,消除抑制消费的障碍,不断释放国民的消费能力,推动中国的私人消费与投资,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提高内需在GDP中的占比,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实现经济结构从失衡走向平衡。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长期健康快速和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才能变得更加强劲、健康、具有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要有效处理好金融创新与谨慎经营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使得金融创新既充满活力又符合金融业经营理念和风险管控的基本要求。中国要坚持金融创新的理念和战略地位,不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就全面否定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要牢记创新的宗旨和坚持“谨慎经营”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不断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使之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匹配。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得出的共同结论。对中国而言,加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和加强细节监管、杜绝道德风险尤为必要。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业都是处于快速发展壮大的阶段,但中国在建设经济和发展金融时不能够过于乐观、盲目自大,要善于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居安思危。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在金融机构的内管内控、风险管理和监管架构、金融体系等方面狠下功夫,加强政府制度建设和完善监管手段,要找到政府和市场在制度安排层面的平衡,达到制度合理和监管高效状态,促进金融创新和维持金融业的稳健、高效发展。中国也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关系。目前对中国而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金融业的发展与相对强大的实体经济相适应;而在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单兵独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匹配的辩证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好,两者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促进两者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推动金融业的全面繁荣和保持整个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要注重趋利避害。经济金融安全问题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一定战略高度来看待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对外经济的开放和国内日常的经济运行当中,都要注意和防范金融风险,为建立安全高效、抵御风险的开放型经济,夯实基础,更好的面对和接受华尔街及全球金融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以最大限度降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金融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成功实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给国内经济金融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构建合理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社会也在呼吁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积极探索和努力构建合理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在重构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应该积极提升自身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同时,中国要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包括港澳台的大中华区、亚洲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当然人民币走向亚洲、走向国际市场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取代美元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但在美国发生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扩大影响力有了更好的历史机遇,美元作为霸主的单一货币格局可能会逐渐地发生改变,其核心地位会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要认真研究和密切关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积极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