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产生最早的文学作品集，是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的源头，在我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诗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历来对它的研究硕果累累、汗牛充栋，但其中对于《诗经》发生问题的研究却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诗经》的发生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关系到对《诗经》文本的正确认识和解读，廓清这一问题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极大。但过去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面临许多困难。虽然也有不少论著曾论及这一问题，但因多是从传统文献的角度出发，其探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从总体上制约了对《诗经》发生问题的研究。近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先秦考古硕果辉煌，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甲、金文资料及一些出土文献，推动了对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为《诗经》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不少论者利用先秦丰富的考古研究资料来考证《诗经》名物、训诂、研究《诗经》中一些诗篇的作年等问题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诗经》的发生问题也作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探索。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先秦丰硕的考古研究成果，主要从青铜文化的角度来探究《诗经》的发生问题。从广义来讲，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青铜时代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狭义来看，青铜文化往往专指青铜这一特定物质所代表的文化进程及文化现象。本文主要采用狭义上的青铜文化的概念，但有时也有所延伸，涉及青铜时代的其它文化现象，即广义上的青铜文化的概念。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不仅代表了当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还是政治权力和身份等级的象征，并与经济、宗教、科技、美术、音乐、文字等诸多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是时代文化的缩影，也是时代文明发展的标志。从青铜文化的角度有利于揭示青铜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有利于对《诗经》发生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第一章首先从周代乐悬编钟的角度探讨了《诗经》四言诗体的形成问题。四言是《诗经》的主要诗体，《诗经》中的绝大部分诗句都采用了四言的形式。《诗经》中的四言句式明显存在着两言一顿的节奏特征，有时甚至不惜破坏语意和违反语法规则以迁就四言句式的要求。可以推知，《诗经》四言诗体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了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因此影响《诗经》诗体的强大外在因素——节奏，就应当是音乐的节奏。《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诗经》的产生与周代的雅乐体制密切相关。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周代雅乐是以打击乐为主的音乐体制，编钟是当时雅乐乐悬的核心，编钟等打击乐器所产生的金奏在雅乐节奏中起主导作用。根据学者们对周代乐悬编钟的发音测试和研究，周代编钟多为双音钟，音阶为“宫—商—徵—羽”四声，演奏节奏不能过快。周代编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西周时期还不能旋宫转调，不能演奏复杂的旋律，只能作为节奏性打击乐器。编钟的节奏特点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导致了周代雅乐多采用两拍一顿、四拍一节的节奏方式，也因此产生了两言一顿、四言一行的《诗经》四言诗体。由于编钟在西周早期和中后期不同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节奏快慢、齐疏等差别，周代产生较早的《颂》诗与较次产生的《雅》诗之间在诗体风格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第二章主要是对商代祭祖诗发生问题的研究。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一件头等大事，其中祭祖又是当时最为普遍的祭祀活动。根据考古研究，商代的祭祀乐舞极为繁盛，乐舞艺术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从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可知，商代已有专职乐师及音乐教育机构的产生，商代的文字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都为商代祭祖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商代祭祀乐舞的兴盛和发达，祭祖礼中祝官的祷告活动都是商代祭祖诗产生的沃土。商代祭祖诗就在祭祖活动中的乐舞歌唱声中、祭祖祷告声中孕育而生。根据考古研究，商代已有掌管《颂》的乐官的出现，《诗经》里现存的《商颂》五篇及文献记载中的《大濩》乐舞就都应是商代的祭祖诗。第三章主要是对周代祭祖诗和宴饮诗发生问题的研究。从西周金文可以看出，西周时期人们的祭祖意识非常浓厚，而乐舞娱神是西周祭祖的重要方式，周代祭祖诗就是在乐舞娱神的活动中产生的。祭祖之外，宴饮也是西周时期非常重要的礼乐活动。宴饮是周人维系血缘亲情、强化宗法制度、加强宗族团结、展现君子德仪、规范礼乐制度等的重要方式。根据周代有关宴饮的金文资料可以看出，周代的宴饮活动非常兴盛。而从考古研究及文献记载可知，周代宴饮必有歌舞，乐舞是周代宴饮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周代宴饮诗正是在这种歌舞宴乐的礼乐活动中应运而生的。根据对周代金文资料的分析还可看出，周代宴饮活动较为注重礼仪，对兄弟情谊极为珍重，这些特点都与《诗经》宴饮诗基本吻合。正是周代独特的宴饮文化导致了《诗经》宴饮诗的产生。本文最后一章是关于史官与《诗经》歌诗发生问题的研究。本章首先梳理了商周有关史官的甲、金文资料，揭示出了商周庞大的史官系统，并探讨了史官在商和西周时期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担负的各种职能。史官专掌记事、掌管典籍、精通历史，兼掌卜筮、祝册、通天道等神职，而且还是当时各种文书、命辞的起草人，是商和西周时期最富学识、最擅长写作的阶层，基本垄断了商和西周时期的文化事业及文学活动。而《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同时还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象征，反映了周代的礼、乐、道德等思想观念，《诗经》这一辉煌的文化艺术杰作的产生必当有史官的参与。无论是从文字丛面，还是从文化艺术修养，以及对于礼仪、功德及神权思想等的重视来看，史官都是《诗经》歌诗的重要参与者和创作者，而《诗经》所保存的一些史诗性质的歌诗也很可能就出自史官之手。除了掌管记事、保存典籍等职能之外，商周史官还担负着祝册和进谏职能。史官是册告文的重要作者，史官所作祝辞与《诗经》中颂诗的产生具有密切关系，而史官抑恶扬善的进谏职责也促进了《诗经》谏刺诗的产生。另外，史官还是商周金文的重要作者，西周金文中的四言句式与《诗经》里的四言诗句相呼应，可以看出史官文化与《诗经》四言诗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