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启动了官员问责制,查处了许多防治“非典”不力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行政问责制的启动成为我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　　那么如何让“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制度化的轨道,真正使行政问责制的理念在我国的行政领域得到全面切实推行？本文从异体问责和问责文化及行政问责制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研究入手,剖析行政问责制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探讨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真正实行所必须认真处理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一些变革措施来促进行政问责在中国更好的发展。　　本文绪论以及第一章,探视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进而切入对行政问责制的思考,并对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做出界定,第二章是对行政问责制的应然状态研究,深入探讨异体问责和文化建设这两个重要问题,把它们作为研究行政问责制切入点和重点,并提出了加强这两点建设的必由之路。第三章提出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应进行的两个方面的反思,并进一步分析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四章从宏观的层面上提出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四大建设,第五章则从微观层面上指出在推进行政问责建设中予妥为处置的问题,如问责量化问题、被问责官员出路问题等,希望能对实际操作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