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对“聋”的解释路径可分为“医疗病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两种。前者将“聋”视为疾病,将“聋人”视为“不正常”的“残疾人”。后者则以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和整体文化观理论为出发点,认为“聋”不是疾病,无需吃药治疗,而且“聋人”是拥有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表达方式(手语)、具备主体能动性和独特语言及文化表达模式的少数群体。有鉴于此,本论文以写作微型民族志文本的方式,采用以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田野研究手段,对上海地区聋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使用手语进行人际交流的方式和策略,进行细致缜密的考察和记录。通过将聋人在实践中使用的手语与官方标准手语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初步总结和分析两套语言交流体系之间的歧异。针对国家版手语以标准化和专业化为目标的充满善意的社会工程在现实运用语境中所遭遇的尴尬情形,本研究尝试性提出基于田野体验的微型民族志文本,以期弥补聋人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科学文献中“缺席”与“失声”的缺憾。本文以体现聋人调适性智慧的“符号转换”策略为聚焦点,为探讨手语实践模式对于丰富文化多样性与促进转型期差异人群间和谐相处的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贡献出立足于社会生活并可资借鉴的案例。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田野认识,对文化模式和医疗模式两种解释路径分别的价值和局限进行探讨,指出“正常／非正常”二元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