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行将结束之时，我拟以《中国经济法本土资源问题研究》为题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内容。“本土资源”问题一直是我近年来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之所在。本土资源理论对于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究竟意义何在？尤其是具体到经济法领域，经济法本土资源论作为经济法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之一，较之于移植论和西方化主张，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更进一步来看，在经济法现代化路向上，我们是否对于任何问题的思考都只能囿于“本土化”和“西方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进行？能否有所突破？如果能，突破口又在哪里？正是基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不断追问，我开始了本文的一系列研究和考察。从内容安排上看，本文可分为理论、反思和超越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节关于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理论检视。本文认为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出现是以“本土资源”理论的出现和经济法学自身的开放性研究态度为其理论背景，以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社会分层加剧，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控制难度增加等情形为其现实背景的。同时，经济法本土资源论是以现实生活中法律移植失败为其现实动因，并以法律的非普适性、经验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经济法自身的回应性以及路径依赖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正是在上述种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导致了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出现。该理论认为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土政治资源和综合性资源。第二节对于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反思。本部分对经济法本土资源论从四个不同层面进行反思。首先，对经济法本土资源核心概念的反思。通过将苏力意义上的“本土资源”同持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学者所理解的“本土资源”相对照，可以发现后者大多对这一概念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误读。正是由于这种对核心概念的误读，不仅使得一个本来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范畴失去了其理论光芒，而且使得经济法领域任何关于自身主体性的思考都迅速退回到了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出现的<WP=5>法律“体用之争”的二元思维模式上。其次，对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理论基础的反思。通过对经济法本土资源论的理论基础进行检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经济法本土资源理论论说的是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但是使其观点得以成立的相关理论却是来自异域的，即主要是后现代法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正如有学者指出“这里，有一个悖论，实不止于苏力或当今中国法学。即强调本土资源者，其所用方法、理论范式、乃至于价值取向以及绝大多数思想材料，却是西方的”。这里同样存在着用“西方的道理”来代替“中国的道理”的问题。这种通过异域的理论来强力打造和支撑本土特性的思路，多多少少会让人产生“差异”是被“书写”出来的感觉。同时，也注定了在其看似合理的论述中深埋着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再次，对经济法本土资源理论内容的反思。本文认为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经济法本土资源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本找不到能够满足现代经济法价值诉求的因子，而且传统法律文化与市场经济也是根本相背离的。同时，也不能将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条件等同于经济法本土资源。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就是无意义的，而且还可能干扰我们对于一些真正的本土性问题的解决；最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反思经济法的本土建构模式。在笛卡儿开始启示“我思故我在”之后，西方人在西方本土不断扩大着理性的自我，同时在西方之外的地方寻找非理性的他者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于是“我”于“他者”的认知结构成为西方理性思考的唯一出发点，认识这一“他者”的存在也就成为了西方认识论的基本任务。而本土化概念的提出正是因应着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而做出的反抗。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本土化概念本身可能仅仅是与西方化对立的另一种文化霸权，本土化建构的根基一样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凸现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寻求差异同样是其主要任务。这种差异有时就是由本土化学者通过分类法强调一种独立的本土文化的存在，并以此来建构自己要研究的对象或客体而得以成立的。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本土化自身有时无非是在扮演着为西方的“他者性”描述寻找例证的角色而已。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本土化运动同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以前中国人的<WP=6>认知模式中是不存在二元对立结构的，而明清以降，中国人的心理经历了一个由“天朝上国”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个需要以民族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概念卡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思考路径中衍生出来的，而且是在中国中心的宇宙观萎缩成为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后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创造。正是这种本土化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使得本土化主张具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性，即可能使得本土化运动与国家政治上的“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相呼应。这一方面可能影响学术的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我们在倡导一种学术观点时无意识中支撑了一种霸权。　第三节全球化：中国经济法超越“本土资源”的重要“语境”。该部分主要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方面从作为一种事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