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有序发展,迫切需要国家治理层面的政策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以及治国理政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具有现实的推动意义。在一个制度化水平较低、体制尚未健全、特别是处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系统来说,政府的政策行为和效果更显得重要,良好的政策输出可以成为体制确立的先导及弥补体制乏力和填补体制空白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以提升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符合的体育产业政策治理能力为着眼点,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比较研究法、模型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历史变迁、影响因素、发展局限、政策属性、政策价值、政策过程和政策发展模型等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全能政府的体育管控”到“体育产业管理的改革调试”,再到“体育产业的市场发展”三个阶段,实现了体育产业属性从单一的“公共性”到“公共性和产业性”双重属性的转变、体育产业政策导向从关注社会发展、政府包揽到关注经济发展、多方合作的转变。2、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经济条件、体制机制环境、国际环境等因素相关。其中,经济环境因素是制定和实施体育产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实力是体育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经济条件的社会因素会影响体育产业政策的目标和方向、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调节是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确定的主要根据；体制环境决定体育产业政策的性质、民主化程度、合法化程度和政策信息的输入。3、当前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治理性问题表现在：体育产业政策的精英治理问题、“从上到下”政策执行的问题、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问题、体育产业政策过程制度化建设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科学化制定的瓶颈。4、国际上体育产业发展趋势都表明体育产业政策从开始的各社会职能部门制定,慢慢转向为在国家治理视阈下由政府直接进行干预,体育产业政策的路径选择重新回归了政府主导,并且明确了体育产业政策是政府的一种重要治理工具,服务于国家治理。这些国际体育环境也将直接影响着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路径选择和治理实践。5、在国家治理视阈下,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必须同时具备公共政策的属性、经济的属性、体育的属性和治理的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输出的功能性价值应该包括引导性价值、激励性价值、整合性价值、规范性价值和反馈性价值。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在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度化建设上做到政策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政策过程的开放性和政策效果的可评价性。6、在国家治理视阈下,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价值实现要通过确立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社会协同、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的体育产业发展理念。并以综合决策模型为设计基础,从体育产业政策初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建模,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合作,突破治理机制弊端,创新治理方法,促进体育产业政策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