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贸易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背景之下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商事纠纷的增加,而“国际商事调解”鉴于其高效便利以及促成双方和解来解决争议的方式使其逐渐成为众多当事人青睐的选择。通常认为,从和解协议的产生来看可以分为两类:当事人自行和解或在第三人主持之下达成的和解。而本文所研究的是特指在调解员的参与下,双方所达成的争议解决协议。201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Singapore mediate Convention）（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该公约构建了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实施框架。但公约的实施对缔约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国作为首批签署国,在批准和执行公约前如何做好国内的准备和衔接工作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旨在通过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效力的研究,为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奠定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是对和解协议的类型和性质进行分析,并明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含义与特征:包括其书面性、国际性和商事性;二是借鉴法院判决和经司法确认的调解书的效力相关理论,剖析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公约的框架和其本身特性影响之下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类型及表现的法律效果。具体来说将从形式效力（拘束力和形式上的确定力）以及实质效力（既判力、执行力和形成力）两个方面来进行推论;三是详细阐释《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效力适用规则。包含效力的一般规则和排除适用规则,其中包括调解员的行为对协议法律效力的影响分析和对其的规制策略的探讨。同时参照《纽约公约》中的部分规定和解释,探寻二者的相似和差异之处,加深对规则含义的理解和适用;四是对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效力制度现状与法律问题的分析:诸如法律适用的主体不明确、和解协议法律效力未明确以及缺乏调解员认证标准和行为规则;最后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完善国内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有效策略和合理路径。详细来说包括明确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定义和范围;细化其法律效力的适用规则:如明确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确定一般性规则和排除效力规则的具体适用方法;最后针对调解员行为对效力影响的情况,探讨对其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策略和措施。总体而言,通过上述路径来使国内法律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定达成初步契合,从而加强主管机关及当事人对相关条款理解和适用,减小司法监督和审查的难度并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清晰有力的依据。同时,为我国构建先进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奠定法律基础,在跨国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上提高国际威信和竞争力,掌握发言权和主动性,为建设“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中心积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