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与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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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财政管理体制从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依始发展到今天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其间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曲曲折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管理体制是由多种多样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原因决定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便是文化因素。本文从荷兰学者Hofstede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避免、刚柔性以及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来分析中国文化的现状,并研究文化因素对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最后,从分析中得出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一些不足,例如财政级次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公共产品论不完善;法治制度不健全等等,并针对各项不足提出改革方向和建议。具体地说,第一部分从财政管理体制的内涵入手,认清其实质是正确处理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并从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划分、收入划分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三个方面来解释财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理。之后针对建国以来我国在各个时期所经历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六次重大改革的进行分期描述,即1950-1952年的统收统支体制,1953-1978年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80-1984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5-1987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8-1993的财政包干体制,以及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第二部分首先论述了文化的基本理论,包括文化的内涵,文化与组织、管理的关系,然后切入本文的研究框架---由荷兰学者Hofstede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避免、刚柔性以及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中国在这五个维度上的统计结果表示中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略微刚性,低不确定性避免,以长期为导向的国家。最后分别从五个维度剖析了当今中国的文化现状以及文化理想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差别。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通过中西方对比来阐述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避免三个文化维度对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高权力距离的文化特征,这也表现在我国的五级财政管理体制以及“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而典型的集体主义使得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没能引入公共产品论和外溢性论,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悄悄地发生变化,我国也已大量运用地方公共产品论来解释和分析财政体制问题。在我国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文化环境里,财政体制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倾向于“人治”的管理模式,同时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领导、制约和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是表现之一。第四部分针对第三部分的分析,讨论由于文化因素造成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不足,提出应重新划分政府的财政层级体制,实行“扁平化”管理;加强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借鉴并完善地方公共产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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