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盛行成为了古典契约理论所推崇的“意思自治”的滥觞。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受到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契约理论原本信仰的“意思自治”、“对价”、“相对性”等原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契约及契约法本身应该有的功能。契约中蕴藏的利益使得“原始契约”很难自生自发的有效率履行，这就需要规则的治理以便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契约法的使命注定是为了保证契约风险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从而达到最佳的契约效果。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对契约理论加以制度分析，找出契约风险防范的关键。传统的契约理论给我们的智识是更加关注契约及其相关理论在道德上的证成，而且研究的方式呈现出抽象化的特点。同时，我们发现古典契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法的经济分析对于契约理论研究应该是更为适合的，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交易成本的分析将会给契约风险防控带来诸多帮助。古典契约理论认为契约主体是拥有完美理性的人，并忽视了交易中的摩擦力，即交易成本的存在。这种乌托邦的制度构想得出的结论显然拉远了与现实的距离。通过对契约理论转变的简单梳理，得出的结论就是现代契约理论是由具有有限理性和思维多面性的社会人来主导的关系契约理论。它赖以为继的理论源泉是现实的交易，而交易是以市场为载体进行的。交易是契约最为生动的表现形式。因此，契约风险防控问题的研究应回归到交易及市场中去。契约风险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的契约不完全，而这种不完全的契约状态不可能也无必要加以完全，更为合理且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关注现实交易。笔者认为契约约束力的判断标准、契约时间的长短、契约的外部性、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垄断现象的存在，造成了契约成本的无效率地增加。契约约束力的认定关系到交易的风险与交易的效率，因为当事人的允诺是后续交易的基础与执行的前提，因此一种主客观结合的方式来认定契约的约束力是更为科学的；契约时间的长短对于契约风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长期契约的价值和存在意义。长期契约是一种更为稳定的合作模式，是交易各方往复多次博弈的习惯总结，它更有助于各方采取互利行为，降低一次性博弈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同时为交易——市场的公开化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达到契约、交易、市场有效信息交互循环的目的；机会主义被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是引起交易成本的根源所在，它迫使契约各方增加了交易的防御成本，而这种成本显然是不利于剩余价值的获得。我们可以通过终止交易关系或是惩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但这种补救式的措施对于交易本身仍旧是无意义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应该更为父爱主义地介入其中，强制信息的披露应该是有条件限制的。因为信息的搜集本身就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若强行交易各方信息公开化将对交易者的积极性和市场的繁荣产生消极的影响。契约法应该保证当事人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博弈过程，即达到程序理性即可。同样，垄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怎样在信息的公开与对称上找到平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此外，虽然交易主体应该对契约保有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应该是有情景和条件限制的，只有灵活的掌握信任的情境才能既减少交易成本又保障了交易的安全；而契约的外部性是关于效率违约合理性与否的问题。在这点上，本文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并非与诚实信用相违，而是让当事人在利益与惩罚之间权衡之后做出选择。理性的制度模式是以最小的成本保障交易的安全。可惜二者几乎总是异向而行的，因此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对于契约风险的防控将是至关重要的。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合理的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成果，深入交易当中才更为可能发现契约风险的解码。这也正是本文所一直坚持的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