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然成为了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商主体,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主体研究和反垄断规制制度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和逐步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相比传统企业而言,其具有动态性、免费模式、双边市场的独特特征,且互联网平台企业集中具有业务生态性驱动、数据驱动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边际成本低驱动等独特特征,使得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集中的规制出现了不适应性,对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无法进行有效规制。现行《反垄断法》在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集中进行反垄断审查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事前申报的程序性审查环节中,首先,我国目前的申报门槛都是以企业的营业额为主,但平台企业前期为了吸引用户、占据市场所投入的成本大、产品定价低,导致营业额无法准确衡量互联网企业的实力;其次,现行反垄断法规尚未规定反垄断执法机关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集中进行主动审查的标准,进而引发执法不统一、疏于执法的现象。在市场竞争效果的实质性审查环节中,首先,由于平台企业具有双边市场、数据驱动、免费模式和非地域性的特征,使得传统相关产品和地域市场的界定方法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相关市场界定具有不适应性。其次,在限制竞争效果评估的实质性审查方面,由于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平台企业为了巩固市场地位和业务扩张对初创企业进行扼杀式并购成为了常见操作。再次,网络的数字性和虚拟性导致平台企业容易实施损害消费者福利的行为,如何评估数据对于企业市场力量的影响以及消费者权益侵犯程度的认定均成为了新的问题,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的难度很大;而由于互联网的数字性和虚拟性导致平台企业收集、分析数据的难度降低,经营者集中后更容易对消费者的福利造成损害,且对消费者的侵犯程度同样难以认定。在结果考量的环节中,首先由于平台企业的业务剥离、资产剥离存在不现实性;其次我国执法机关制定的救济制度对平台企业的规制力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无法保证互联网平台企业有效执行附加限制性救济措施,造成我国当前竞争秩序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为了解决前述问题,首先,对欧盟和美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集中的审查法规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和借鉴;其次,从经营者集中规制的程序性审查、实质性审查和结果考量三个方面,对上述互联网平台企业存在的挑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在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集中的规制上,欧盟和美国的审查法规和实践较我国而言,处于发展较早且比较成熟的状态,均对我国有所启示。就程序性审查环节而言,事前申报标准的考量因素应当多元化,反垄断执法机关主动审查的标准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化和规范化,加强执法的统一性和可预见性。就实质性审查环节而言,首先,在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完善上,应当将替代性分析作为基本方法,改进SSNIP定量方法,以及考虑到平台企业的虚拟性,应当根据产品的性质和用户的目标群确定地域市场;其次,在限制竞争效果评估方面,应当考查企业集中对企业收集和分析数据能力的影响,市场进入和数据封锁、技术垄断的竞争影响,并将其作为能否批准经营者集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涉及平台企业并购科技型和创新型的初创企业时,市场监管机关应当主动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企业并购的目的是有利于技术发展和市场竞争;同时,也需要将消费者福利的增进作为经营者集中审查的重要因素。就附加限制性的救济措施设置应对而言,在结构救济措施和行为救济措施的选择上,应当多适用行为性救济制度,并且选择对市场竞争效果具有促进作用的救济制度,同时要针对经营者建立健全救济措施的全方位监督和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