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需设施理论是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充满争议的反垄断法理论,其内核为强制要求特定企业承担合理开放义务,自产生以来即在美国、欧盟、中国等世界主要反垄断司法辖区内不断发展,并生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必需设施理论在反垄断法制度体系中一般被归置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拒绝交易项下,考察必需设施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以及其与拒绝交易制度的关系,可以发现必需设施理论的适用范围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张。鉴于必需设施理论与契约自由和消费者福祉之间的必要联系,也凸显了该理论在反垄断法上存在的重要价值,存在将其适用于数字平台相关垄断行为规制的可能。数字经济是传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形态。数字平台具备多边市场属性和用户锁定效应,形成了数据、算法、平台三元融合的特殊结构,采取跨界、生态、免费的竞争策略。作为一个虚拟空间,数字平台链接不同用户,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增强使得数字平台的公共属性凸显,数字平台依凭资源优势和技术手段在一定场域内实际上行使着私权力,具体表现为“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而数据、平台、算法三元融合的结构进一步赋能其行使该权力的能力,奠定了将必需设施理论适用于数字平台规制的理论前提。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平台实施的一系列以封禁为典型表现的反竞争行为,扭曲了数字市场内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减损了消费者福利,阻滞了创新实现。但现有的反垄断法相关制度及理论在数字平台的规制中却存在滞后性,面临着基准产品选取困难、以价格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失灵和替代性分析失效等困境,这是引入必需设施理论并将其适用于数字平台垄断行为规制的现实背景。而必需设施理论所具有的解决数字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界定难题、降低数字经济动态竞争的不确定影响并调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矛盾,则是将必需设施理论适用于数字平台规制的特殊价值功用。通过分析梳理历史上必需设施理论的主要标准流变,结合数字平台的竞争特性,将必需设施理论适用于数字平台反竞争行为规制时应当有所创新。在具体标准的设定上,首先应当要求数字平台与申请开放者为间接竞争关系,以最大限度减少设施开放对于市场竞争的负外部性,平衡设施拥有者与申请开放者之间的利益;其次,参考欧盟“守门人”标准为数字平台适用必需设施理论的特殊市场地位设置定性和定量标准,减少以往必需设施理论适用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再次,要求数字平台开放应当具备可行性,主要考虑经济上的可行性与技术上的可行性,在平台开放可行的基础上,限定设施开放的主要内容为数据,以消解数字平台竞争优势产生的根源;最后,还应当考虑平台拒绝开放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福利以及效率抗辩等,以保障数字平台开放的合理性。在必需设施理论适用于数字平台的具体标准明确后,还应当对该理论的适用进行完善。首先,应当在反垄断法上增设并细化必需设施理论的适用规则,通过提升必需设施理论的定位并设置数字经济专章,采用“专章规定+指南+部门规章”的形式细化必需设施理论的相关规定,使必需设施理论在数字平台的适用中存在立法上的明确指引。其次,更新并优化必需设施理论适用的反垄断技术,优化经济分析方法,深化对数字平台竞争行为的本质认识。结合数字平台的创新特性采用科技监管,使监管更加科学有效。重视以往忽视的时间因素,根据平台存续时间来保障必需设施理论适用的相对合理。最后,还应当回应并保障必需设施理论的数据关切,确定数据权属,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通过合理设定数据交易价格,保障平台合理权益;通过数据分级分类并引入“被遗忘权”,保障用户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