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对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就汉代文学而言，这段话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赋体文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学；汉赋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以后的赋离开汉代那段特定的历史，很难再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然而，汉赋自初创之日起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这分歧主要集中在赋体的惟美主义表现和大赋的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及大赋这种文体到底是诗体还是文体的争论上。对大赋首先提出异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大赋的代表作家杨雄。杨雄对赋的总体评价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原因是汉赋表现出来的“靡丽多夸”妨碍了作者所表达的讽谕内容的接受效果，“于是缀不复为。”杨雄的观点对后来的作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所以王国维的观点才成为现今汉赋研究者为汉赋争取公正评价的有力根据。本文分四个专题，对汉赋的源流问题、汉大赋与汉代经学及政治的关系问题、骚体赋的话语问题、汉末赋作的多元走势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力求探微抉奥，独抒己见。 第一章，分三节论汉赋源流，不囿于已有的结论，而是自辟蹊径，从赋的原始意义入手，寻找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出现的脉络，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赋”从颁布的意思过渡为“不歌而颂”和“赋诗言志”以至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嬗变轨迹。汉赋的创作比较复杂，历来就存在着分类上的分歧，给研究者带来不便，因而酌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其分为大赋体、骚体和诗体三大类，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期，将汉赋分为四个创作阶段。因为两汉历时四百多年，其间作家、作品、社会思潮十分复杂，廓清轮廓，才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分三节论述汉大赋，而以“解不开的政治情缘”贯穿始终。汉大赋在汉代鼎盛时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一方面是文学创作自身规律发展使然；另一方面则与帝王的喜好和为了“润色鸿业”而大力提倡有直接关系。同时，汉代在人才的选拔上以通经和作赋作为两条途径，而经学的独尊地位造成赋家的不满情绪；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为大一统的大汉帝国而骄傲，创作了许多歌颂京都、败猎、宫殿等等的大赋，渲染了汉家天子的声威。 第三章，分三节论述骚体赋，既阐发骚体赋的形式意义与话语意义，又着重探讨了骚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楚辞不但在文体上和艺术手法上滋养了汉赋，而且在精神上激起了赋家的同情和共鸣。屈原的高洁品格与眼前的黑暗现实的鲜明对照引发了汉赋作家的身世之感，他们借助屈原的形象和楚辞的表现手法，抒发了“士不遇”的命运之悲。 第四章，分三节论述汉末赋的多元走势。汉末赋作衰微，已引不起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从汉末社会政治的解体、老庄思想的上升、世俗享乐生活的冲击几个方面进行考查，便可看出当时的赋家受其影响而在赋的创作方面呈现出值得重视的新变。其突出表现，便是题材开掘和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独立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