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药品的生产、采购、调配、使用等环节已经进入了高度专业化的时代,特别是在药品的选择、采购和使用环节,由于具有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性,且极易形成技术和专利垄断,使得厂家的议价能力较强,造成一些药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有的药品价格已经出现了虚高的问题。医院和患者作为药品消费者,由于处在较弱的议价地位,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需要,只能被动接受或放弃使用这些高价药品。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看病贵的问题,造成了部分群众的不满。为解决以上问题,国家在药品领域不断改革探索。2019年,“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正式执行,该政策主要目标是对药品价格进行适当管控,合理控制医药费用,降低药品企业市场运行成本以及引导医疗机构规范药品使用。天津市作为试点城市之一,为落实该政策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文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本文以天津市“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执行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的梳理汇总,运用霍恩—米特政策执行模型、政府流程再造理论等工具,归纳出了政策执行后产生的中标药品价格降幅明显,有效引导医疗机构及医生规范用药,降低中标药企生产运营成本,有效促使药品企业加快实现一致性评价等效果。在此基础上,开展访谈活动,走访天津市相关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等,详细了解存在的问题,整理出“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执行中存在的规避使用中标药品以获利的空间依然存在、药品中标价格依然较高、群众对政策缺乏深入了解、部分药品企业持消极态度、政策执行仍有不到位、议价过程不够完善、引发天津地区看病难等七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七个问题,沿用霍恩—米特模型框架,尝试提出了“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执行的优化建议,包括完善政策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改进执行方式、增加执行机构组织活力、优化执行环境、引导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等建议。本研究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以天津市为例研究“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执行问题,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研究结论能为该政策修改完善或进一步推广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