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论述了制度因素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为设计区域性制度变革路径，引导区域经济从非均衡模式向均衡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个经济体起飞的必经阶段。中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在以下三个鲜明背景下展开的：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2、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全面转型；3、从政府主导型国有经济向民间主导型多元经济的内涵转变。大规模制度变迁使得我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过程加速实现，从而使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转折点提早到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以及发展模式的优化问题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包括：农村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政府治理机制和区域发展政策五个方面。这些制度因素的变革改变了资源和要素组合的方式，改变了要素积累的路径，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面对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从而使产业分工、企业竞争、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全国性制度变革以及由其引发的区域性差异化制度变迁通过要素积累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最终反映到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上。通过寻找制度要素的代理数量指标，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对1999年到2002年之间的区域性制度变迁与地区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检验。根据文中的理论分析，我们研究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market)、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govint)、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nonstate)、信贷配置市场化水平(credit)、经济开放度(open)以及法治环境(Law)六种具体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我们分三个样本——全国样本，东部地区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依次检验了以上制度因素造成区域经济非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对东部模型与中西部模型的比较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已经基本进入了一个政府与市场关系，微观需求与宏观制度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而中西部地区仍然被锁定在一个相对封闭式的内耗型发展“陷阱”。论文的结论表明：中国未来的区域发展政策不仅仅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的统筹和协调，而且还要根据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确定适合自身的差异化发展目标。东部地区应该继续通过放松管制，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发展与制度优化自主循环互动的外部环境，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则一方面应加快融入国内市场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发展非公经济，塑造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机制，另一方面则应该加强面向基本公共品提供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打破落后地区的发展陷阱，为落后地区的加速发展创造公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