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之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即部分国家或地区采用的禁止外商投资或限制外商投资比例的行业清单,是现代国际投资体制的一种自由模式。自2013年首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至今,我国自贸区建设以及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已取得长足发展。2018年6月,全国版及自贸区版负面清单正式发布,2019年3月,涵盖“三资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获准通过,成为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基本法。上述法律的出台不仅有助于我国深化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更为“非禁即入”、“内外资准入标准一致”新要求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有所成就,但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从国家权力纵向配置角度审视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授权主体的合法性基础存疑问题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负面清单效力层级偏低、法律依据缺失、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不及时等问题依然存在。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第四条第三款虽以立法形式确认国务院为负面清单制定主体,大大提高了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效力层级,但综合《立法法》第八条等规定可知,行政法规性质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仍然无法满足其理论合法性、实践操作性需求。及至司法实务领域,由自贸区投资争端引起的涉外商事纠纷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复杂性,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难度较大,不免捉襟见肘。为应对上述局面,本文提出应在接轨国际、借鉴域外优势经验尤其是欧盟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合法性与实践可操作性两方面着手,探索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的完善建议。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赋予自贸区以法定主体资格,确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自贸区暂停实施法律规范化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合法性基础存疑问题。立法层面,应进一步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效力层级,确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主体资格,与此同时,应当增设特别管理措施法律依据条目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修订出台;司法层面,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助力涉自贸区投资争端妥善解决,临时仲裁、自贸区仲裁机构和自贸区法院的设立与完善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