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流传极广的宗教文化现象，观音信仰对中国和东方许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这种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始终未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不但至今没有一种系统深入的观音信仰研究著作，已有的论文亦大多流于零散与肤浅，特别是关于观音信仰的源流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这对于延续性和继承性很强的宗教文化现象来说，必然会严重制约人们对其进行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由于观音信仰的历史源流不但跨越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而且也是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传播过程中维系和贯通的，因此，观音信仰的历史源流不但增加了更多曲折复杂的内容，蕴涵着宗教起源、发展、传播、演变等丰富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类文化交流、文明交往等更为普遍、更为有趣的理论问题。可见，观音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的历史源流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性历史线索的层次，而成为一个既具有丰富内涵、又具有广博外延的理论问题。 本文正是紧紧抓住观音信仰的源流问题展开论述，试图揭示观音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的整个流传演变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传入中国并实现了中国化观音信仰进行结构分析和基本特性的把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要采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对现有各种与观音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全面的清理，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史实考证与理论分析相互结合的原则展开论述。 本文认为：1、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起源于古代印度大陆南端的海上救难神话；2、西方净土信仰经过一段发展之后将救难型观音信仰吸收进净土信仰体系，出现了净土往生型观音信仰，从而扩充了最初阶段的观音信仰；3、般若思想经过初期发展之后逐渐将观音融进自己的体系，最终形成般若解脱型观音信仰，从而进一步扩充了观音信仰的内涵；4、从杂密出现到纯密形成，观音又在密教的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从而形成密教型观音信仰，这是在继承原有观音信仰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一次重大变革；5、古代印度社会中流行的观音信仰呈现出生活化、世俗化、多样化、变异化的特征，形成观音信仰的实践形态，并与观音信仰的经典形态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发展和传播；6、观音名称在中国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名称都与各自历史时代对观音的理解有关，观音简称的出现不是因为唐初的名讳制度；7、观音信仰最早于魏晋时期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观音信仰是净土往生型和现世救难型以及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般若解脱型观音信仰，而得到中国人立即接受的是救难型观音信仰；8、救难型观音信仰在中国所获得的强烈共鸣不是因为其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是因为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性，所以，相对与中国文化来讲，早期输入中国的观音信仰不是依附型，而是填补型，这是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过程中“相异而受”现象的典型；9、东晋南北朝时期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全面输入，主要有以下系列：救难系、净土系、华严系、般若系、受记系、杂密系和菩萨行系；10、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中国人最广泛选择的还是救难型观音信仰，净土型虽有部分人倡导，但并未得到广泛推广，接受般若类和杂密类观音信仰者更少，所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以当时的观音信仰处在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11、净土往生型观音信仰在数百年间无法获得共鸣，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环境，这成为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过程中“相异而斥”现象的典型，而般若型观音信仰在唐以前的落寞则是“相似亦轻”现象的典型;12、隋唐时代在救难观音信仰进一步流行的同时，净土型、般若型和密教型观音信仰终于得到中国人的选择和接受，观音信仰在中国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这既是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和不断扩大影响的结果，也是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繁荣、思想开放活跃、文化进步的结果;13、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历史体现了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所提出的文明交往的五种基本属性，即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14、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有不同的体现，在正统佛教体系内的中国化表现在观音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方面，在民间文化领域则表现为观音的神格与伦理的中国化。其中都受到中国传统儒、道等思想的深刻影响;15、中国化的观音信仰可以划为观音宗教文化和观音世俗文化两层结构，观音宗教文化作为观音文化的基础，又可划分为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两层结构，其中内在形态由义理观悟、福德积累、功夫修炼等三种法门构成，外在形态则由称名救难、净土往生、般若解脱、密仪持咒、行善积福、解疑释惑等六种形态构成;16、中国化观音信仰具有普及性、渗透性、融摄性、简易性、调和性、世俗性等六大特征，既涉及同中国社会政治、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涉及与佛教文化以及自身内部各信仰形态之间、自身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多重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