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州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玄妙观承载了层累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通过传世文献并结合玄妙观发展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苏州玄妙观在清代的发展、壮大体现了苏州城市发展的一种独特的轨迹。清人常用“士女游观”指称男女老幼的聚集游玩。“游观”与城市商业的发展紧密关联,清初苏州的“游观”主要集中在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西区域。从清代中期开始,“游观”开始在玄妙观及其周边地区出现并呈现出兴盛的趋势。这既是苏州城东地区经济地位发展的一种体现,也反映出苏州商业“东进”的发展势头。这种趋势正是清代苏州玄妙观存在、发展的历史背景。宋至清代,“修观”、“祈雨”一直是玄妙观重要的公共活动,国家权力从中得以充分彰显。玄妙观政治属性被清代地方家族所看重。玄妙观曾被长期视作是清代帝王南巡时的驻跸之处,也是“万寿盛典”的举办地点,但实际上,有关“帝王驻跸于玄妙观”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只是来源于苏州大家族的家谱及其成员的日记、书信等。地方家族借助攫取玄妙观“万寿盛典”的主导权来维护家族的利益。同样的情形还存在于观中“育婴堂”历史的叙述中。可以说,地方家族的介入是玄妙观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的直接原因之一。玄妙观在清代苏州精英阶层的日常生活中也变得异常重要。众多地方大家族逐渐迁徙至玄妙观周边,由此而形成了苏州地区大家族聚居的新格局。同时,那些逐渐衰弱的家族只能无奈地迁离。因此,玄妙观成为检视清代苏州家族兴衰的一种标志。此外,与玄妙观有关的科举异闻大量流传。这些异闻的背后,包含的是苏州地方精英阶层利用玄妙观获取政治话语权和社会话语权的深刻动机。家族迁徙背景下,玄妙观周边汇集了大量的书坊和行会公所,工商业活动日渐频繁。长期以来,玄妙观周边不断膨胀的“底层民众”常被忽视,而这个群体恰是国家力量与家族势力在建构地方社会秩序时必须面对的。以官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以大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都争相借助玄妙观周边民众的各种诉求,利用开展慈善活动等手段来塑造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双方也联合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应对“底层民众”的聚集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清代苏州城市治理的一条主线。清朝灭亡之后,曾经集聚权力、神圣、公共及商业空间于一身的玄妙观,其功能开始重新组合。附着在它身上的政治意义开始逐渐消解,宗教色彩也日渐淡化。与此同时,玄妙观周边的商业因素不断增加,原有的慈善事业等也开始向现代公共事业转型。四个“空间”的此消彼长,正是玄妙观周边地区向现代城市中心转型的历史趋势。综上所述可见,苏州玄妙观的发展折射出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家族为代表“地方精英阶层”与以地方官府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在地方政治话语权、经济利益、社会治理等一系列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是促成中心城市变化及发展的深层次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