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托依布纳提出反身法理论迄今已经近四十年,相关国内外文献对该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和适用。本文试图通过从反身法的概念、渊源、性质、理论变迁、理论运作、理论价值及瑕疵等几个方面来全面地展现反身法的内涵。社会学家韦伯曾经依据形式或实质、理性或非理性来对法律进行类型划分,他认为现代法律是形式理性的法。但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法律逐渐有“再实质化”的倾向,学界也由此展开讨论。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认为法律已经发展到回应型法的阶段,即法律需要针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回应和调整。托依布纳从回应型法中发掘出反身理性,他认为现代法律应该向反身法转变。此后,托依布纳将反身法与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反身法理论的内涵。本文第一章首先从概念含义上对“反思性”“自反性”“反身性”作出辨析,并且讨论了“反身性”在现代化语境下和系统论法学语境下有何种差别,进一步对反身法的反身性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关系作出判断。本文的观点是反身法的反身性同时具备反思和反身性运作的双重含义,在反身性运作方面,卢曼和托依布纳对反身性的理解同布尔迪厄他们是类似的,而在主体方面,前者主要指的是系统的反身性,后者主要指的是人的反思能力。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论述了反身法的几大理论渊源,包括韦伯的形式理性概念,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的法律发展模型,哈贝马斯的社会组织原则概念,卢曼的社会充分复杂概念。托依布纳在反身法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汲取了上述几种思想观点。本文第二章从时间维度对反身法的理论变迁过程作出勾勒。最初反身法理论是作为法律发展模型的阶段出现的,并且还带有“程序主义”的性质。此后托依布纳依靠卢曼的系统理论对反身法作出重大修正,将自创生理论和反身法相结合,使其内涵得以丰富和延伸。本文指出,理论的变迁有其积极意义,例如自创生理论为反身法注入了新的解释,修正后的反身法理论更注重法律系统的自治和其他社会子系统自治的关系,并且也从法学内部上升到法学和社会学交叉的层面。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理论变迁也带来不利后果,例如一方面托依布纳对自创生理论的引入,增加了反身法概念的复杂程度,也使得系统理论的缺陷和局限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托依布纳对系统论和自创生理论的接受,偏离了最初的研究意旨,系统论严格限制了反身法的理论环境。本文第三章主要从宪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分别展现反身法理论的运作过程,在全球社会宪治和行政法规制方面,反身法都展现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在宪法领域,通过法律系统的反身性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反身性的结合,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宪治化得以实现。在行政法领域,通过提高特定行政主体和私人主体的反思能力,利用两者的自我规制来弥补传统行政规制的不足。本文第四章从方法论角度来探讨反身法的积极意义和理论瑕疵。本文认为反身法对我们理解——形式与实质、公法与私法——这两对概念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是反身法仍然存在一些理论瑕疵,例如受系统论的限制,反身法理论对个体的关照不够充分;有可能造成法律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在反身法理论的国内适用方面,会受到“现代化范式”的责难和“后现代”因素的限制。本文结语部分除了总结全文之外,试图回顾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进程,并提出一些发散性的余论,即法社会学研究也需要发展自己的反身理性,不同形态的法社会学研究需要反思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与其他的研究领域进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