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决权征集的主体进行限制是限制股东滥用表决权的方式之一。表决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委托征集)制度的设立是基于商事主体的理性经济人的本色,立足于股东私利与公司整体利益不一致的现实,将公司法中的实质平等原则纳入其中,是防止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功能制度,有助于实现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具体化。目前我国法律通过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的征集者范围进行相对缩限的规定以防止个人私利对公司整体利益的减损,调节股东在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失衡的投票比重,也间接达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表决权征集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为其提供联合发声从而对抗大股东控制地位的制度武器。限制股东的表决权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同样的,对表决权征集主体资格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的限制,对该制度现有规定下的主体资格进行研究,有利于该制度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本文在对限制表决权征集主体资格的原因进行基础性分析之后认为立法者应在遵循信息披露、公平竞争等原则下,对于现有法律已规定可以实施征集活动的两类征集主体(即股东征集者和管理层征集者)做出进一步限制性规定。本文建议对股东作为征集主体的资格限制应该分类讨论,由于控制股东承担诚信义务,在其毋庸置疑的享有征集主体资格的同时,应将其履行了该等诚信义务作为其合法成为征集主体的前提性条件,尤其是在公司收购交易中,其合理调查和向公司及被征集股东进行信息披露是开展征集活动的前提;另外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表决权限制尤其是相对限制的规定,建议征集更多表决权数量的控制股东应被设定更高的持股要求,以规范其表决权行使,防止侵吞公司利益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对于非控制股东,尤其是针对中小股东,由于理性冷漠的存在和我国目前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如针对中小股东的消极现象而专门设立了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因而建议在立法明确了公司不得提出最低持股比例的限制后,公司征集细则中不应再对持股时间做出进一步限制。对于董事会、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主体的征集行为,因其本来就是公司的受托人承担信托义务,在有相关义务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借鉴我国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二十四条对上市公司董事对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规定,将管理层作为征集主体资格限定与其征集事由建立联系,限制此类主体对与其利益直接相关的股东大会待议事项进行征集表决权,以防止由于实际享有控制地位攫取私利或损害公司利益。